胜诉老板在北京当街叫卖判决书

　　“谁要我的判决书�熕�能把钱帮我要回来，我就给他５０万！案款的３０％。”昨天中午１１点多，４３岁的许国珍举着牌子和老婆站在南三环赵公口桥下，扯着嗓子叫卖赢了官司的判决书�熀�风中老许的身体冻得直打哆嗦。

许国珍的妻子举着拍卖判决书的牌子

　　【尴尬】

　　胜诉３年钱还没要清

　　见到记者采访，许国珍则拿出一份盖有北京市某法院公章的判决书。１９９８年，许国珍与北京市某木器加工厂的经营租赁人宋某协商，双方各自出资６０万元共同投资木器厂，因用工及生产发生矛盾，双方又经过协商达成一致的解除合作协议。后因各种原因，被告一直没有履行协议内容。为此，许国珍起诉到法院。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１日，北京市某法院一审判决许国珍胜诉，被告宋某和木器加工厂归还许国珍借款６１万多元，并支付从１９９９年９月１日起到执行结束时的利息。

　　许国珍说，一审判决后，被告没有上诉，但也一直没有还钱，２００２年６月他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目前为止他已拿到９万元。从那时开始至今，一直没有拿到剩下的欠款，许国珍丢下生意开始追债生活。“到现在连本带息一共得有１００多万吧。”

　　【困境】

　　举债度日孩子被迫休学

　　许国珍说，１９８０年，自己从老家福建来北京做生意，从最初的小老板做到后来投资上百万的商人，他的生意做得一直都比较顺利。特别在１９９８年，他的工作就是在各种饭店应酬、出门有司机，４个孩子上学都是车接车送。自从发生上述官司，家里生活也是一落千丈。工人跟他要工钱，朋友催他还债，家里原本都读书的老大、老二不得不休学找工作。

　　“身边朋友都被我借遍了，我现在已经向代理我这个案子的律师借钱。没办法，我只好把这份判决书转让出去。如果哪位高人能帮我把这些钱要回来，我拿出其中的３０％给他，大概有５０万吧。”说完这些，许国珍叹了口气。

　　“老大、老二和我们，四个人一起住在３６平方米的平房里，俩孩子打短工，我们夫妻俩就天天寻找被告的财产线索，然后向法院提供。”许国珍说，他至今已先后向法院提供了被告有资金、房产等线索１２条，但都不理想。

　　【法院】

　　我们一直在执行案款

　　就此，记者采访负责审理许国珍案件的法院。据介绍，尽管许国珍在该法院是案件申请执行人，法院一直在给他执行案款�熌壳耙阎葱谢乩床糠职缚睥煹�由于许国珍在其他法院的案件中是被执行人，因此执行回来的案款需要依法冻结。

　　【交锋】

　　判决书能否转让有争议

　　判决书能否转让？记者问许国珍。他摇摇头，茫然地看着记者说：“不知道。”

　　曾为他代理此案的北京天坛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宋绍富认为，许国珍叫卖的并不是判决书，而是判决书上所确定的债权，他非常同情许国珍的处境，这实在是许国珍的无奈之举，他认为叫卖是可以的。

　　对此，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宗玉。王宗玉认为，判决书是否可以拍卖目前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这种行为属于债权转让，将判决书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转让出去，这种行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但是从实际上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判决书具有特定性，规定了特定的当事人，特定的事，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即使有人来买，许国珍得去法院变更强制执行申请人，法院是不可能为其进行变更的。许国珍单方转让是不可以的。

　　不过，王宗玉教授提醒说，许国珍可以变换形式，多花些代理费，委托他人，仍以自己的名义申请强执，这种方式是可以实现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律人士对此表示，这个现象说明了法院执行难的问题，但许国珍当街叫卖民事判决书的行为并不合法。民事判决书不是商品，不是一般的债权凭证或合同，许国珍不能擅自转让。且判决书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如果转让就侵犯了法律的尊严和法院的司法权威。

　　信报记者 郭志霞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