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绅士”——记《武汉晚报》记者程秋萍

　　（记者李晓萌）采访程秋萍时，她把自己撰写的《无法沉默》一书送给记者。当晚，一口气读完这本近30万字的书，记者终于领悟了程秋萍对书名的解读——“良知，让我无法沉默！”

　　“我是一名记者，放着老百姓的冤屈不管，我心不安！”

　　熟悉程秋萍的人都知道，除了老百姓称她“太平绅士”，报社同事们都爱亲切地叫她“傻大姐”。

　　程秋萍笑着说：“我喜欢这个外号。傻点好，这是我从父母那里继承的财富。”

　　程秋萍出生在一个“老八路”家庭，父亲1937年参加革命，母亲14岁便投身抗日战争。解放后，父母总是从自己有限的工资中挤出钱来接济穷人，自家生活经常因此过得拮据。程秋萍年仅10多岁时，就不时搬张小板凳坐在父亲身边，为那些上门求助的穷人抄写证明材料。父母嫉恶如仇、扶贫济弱的行为，在她幼小的心灵打上了“红色烙印”。

　　24岁的小于大学刚毕业就身患白血病，为了救治可怜的孩子，一家人花光了全部积蓄，还欠下了数十万元债务，小于的父母靠卖报纸、捡破烂赚取医药费。走投无路之时，小于双目失明的老奶奶给程秋萍打来求助电话。于家人是程秋萍儿时的邻居，小于已去世的爷爷于恩贵是南下老干部。看到为国家流血打仗“老革命”的后代遭遇如此不幸，程秋萍坐不住了，当即从自己有限的积蓄中取出8000元送到老人手中。随后，她又邀约报社“扶助行动”专栏的记者，来到于家采访。

　　报道见报后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省委书记俞正声、省长罗清泉分别带头捐款1000元，市委副书记殷增涛率队到于家慰问。于家处境大为改善，市房管局免费为于家维修房子，小于父亲的单位为他办理了退休手续，原先每月200元的生活费涨到每月600元退休金。

　　事后，有朋友私下里劝她：“你自己也没多少钱，一下子就掏出大几千，你帮他们呼吁一下就是帮了大忙了，何必这么傻呢？”程秋萍说：“没办法，一看到陷入绝境的人，我就心软。”

　　像这样的“傻事”，程秋萍做了不知多少桩。初步估算，近年来她为弱势群众打抱不平、慷慨解囊花去的私人费用有两三万元。

　　“虽然为此我付出得太多，遭受攻击、辱骂、造谣中伤甚至死亡的威胁，但我从心底里说出这句话：值得！”

　　长年从事舆论监督报道，程秋萍得罪了不少人。

　　在报社接待上访群众时，曾被程秋萍曝光的对象混在其中，揪住她的头发大打出手；“你和你家里的人都小心点”、“是不是不想活了？！”程秋萍还时常接到一些威胁、恐吓电话……

　　程秋萍结婚较晚，而立之年才生下漂亮可爱的儿子，和所有母亲一样，儿子就是她的心头肉。因为自己的工作连累到儿子，是她心中永远的痛：儿子14岁那年，在校门外不明不白地遭到两个成年人暴打，后脑勺撞在石头上，昏迷20多分钟，留下重度脑震荡后遗症，记忆力明显下降，原本十分优秀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

　　为了避免家人再受牵连，程秋萍给儿子改了名、转了学，特意和丈夫、儿子分开居住了两年，还买了几份意外伤害保险。

　　巨大的压力可想而知。程秋萍坦言：“我也是个普通女人，也有吃不消的时候。”她透露，自己曾一度患上了神经衰弱，失眠、身体极度疲劳，依靠中医治疗调养了整整4年。

　　处境越艰难，越显出坚持的可贵。“我哭过，怕过，但没放弃过。”说这句话时，程秋萍神情坚定。

　　一栋新建楼房的电缆通道门没有封闭，9岁男孩小卓失足踏进黑洞，从二十一楼坠落，物业管理公司支付前期抢救费后就不闻不问，双下岗的小卓父母欲哭无泪。程秋萍采写的稿件《九岁男孩从二十一楼坠落》在《武汉晚报》头版头条见报后，被曝光的物业管理公司负责人四处散发颠倒黑白的告状材料，多次到报社无理取闹，甚至扬言“宁愿拿出100万元来摆平这件事，也不愿给小卓一分钱！”，威胁说“就是要把程秋萍搞垮”。

　　一连数天，程秋萍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冷静回顾了自己所做的一切，她重新振作精神，直面流言非难，四处为小卓奔走申诉，终于找到两位律师为小卓家免费代理索赔案。经过前后近三年的艰难调查取证，法院终审判决该物业公司赔偿小卓11.6万余元。

　　回忆起这事，程秋萍诚恳地说：“人关键是要有信仰。我是个有29年党龄的老党员，我始终坚信邪不压正。”

　　“涤荡黑暗的不一定是大江大河，每一滴清泉的注入都能够使污流清澈一些。”

　　程秋萍今年已经50岁了，仍奔波在采访一线。她说：“我没想过干到哪一天停止，只要老百姓需要我，我就尽我所能，能帮多少就帮多少。”

　　8年来，她接待的上访读者数以万计，澄清、协助有关部门纠正了一大批冤假错案。

　　不断有新的读者慕名前来求助。如今，她主持的新闻148热线平均每天接待、接听群众来访、来电数十人次。

　　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程秋萍说：“我只是一滴水，但是积少成多，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2002年4月29日，武汉晚报“新闻148”专栏正式推出，程秋萍担任主持人，和同事们一起，秉承“倾情维权，化解矛盾”的原则，为弱势群体代言。

　　实干之余，程秋萍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记者不能停留在救火队员的层次上，不能局限于对一两桩个别事例的报道与披露上，更重要的是对制度的监督，对政府的建言。”

　　16岁的高中生袁某在上学路上，被一辆闯红灯的无证“黑巴”撞倒，卷入车底拖行37.6米。儿子死亡的噩耗传来，与儿子相依为命的袁父几近崩溃。2001年，法院将此案定性为一般交通肇事案，判决肇事司机田某有期徒刑3年，判令其赔偿袁父经济损失5万余元，“黑巴”车主曾某则逍遥法外，仅判令他在田某无力赔偿时，负责垫付赔偿款。然而一年过去了，赔偿款仅执行到位4000元。

　　袁父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40多岁就白发丛生。程秋萍先后以《无证“黑巴”撞死路人，车主至今逍遥法外》、《高中生惨死“黑巴”轮下，肇事车主竟判为“无责任”》、《无证黑巴夺走我儿性命》为题，连续采写多篇内参、新闻报道。经过她近4年的不懈反映，去年，曾某终于被依法判刑一年。这也是我市首例对无证“黑巴”车主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

　　身兼区人大代表、市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员等数职，程秋萍在每次会议上都是发言最积极的一位，也是大家评价“最不讲情面”的一位。近年来，她平均每月向相关部门提出的建议、意见、议案等10多条，基本上得到妥善处理。

　　因为工作关系，程秋萍认识了很多省、市领导等“重量级人物“，可她从没有为自己的私事找过任何关系，只是不断地为遭遇不平的老百姓写出一篇篇内参，递交到领导们的案头。市委副书记程康彦曾经在大年初一第一个打电话给她拜年，称赞她是“太平绅士”。

　　程秋萍说：“我倒希望没有我这个‘太平绅士’，老百姓的权益最终不是靠一个或几个‘太平绅士’来维护，而是靠健全的制度体制。我相信，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这个期待一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