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贿赂叫“过节费”

　　收了施工方一个10万元的“过节大礼包”，换来5年牢狱之灾，原重庆长江电工集团副总经理肖瑞生因受贿而获刑，品尝了自己酿下的这杯苦酒。

　　法庭上，肖瑞生很“委屈”地表示，自己是收了钱，但并没有为对方谋取任何利益，也未损害企业利益，所以未构成受贿罪。但法律无情，他用这笔黑色收入“买断”了自己的仕途前程。（11月9日《重庆时报》）

　　有一种贿赂叫“过节费”。送礼的红包不管涂抹得再美再漂亮，它终究是红包，改变不了“炮衣炮弹”的本质属性。肖瑞生之流傻就傻在，他看到了10万元巨款的诱惑，也看到了钞票背后的法纪防火墙，却心存侥幸地火中取栗，拿“过节费”这样的劣质美女画皮安慰和欺骗自己。他们心中或许还不太清楚，类似的劣质画皮在历史与现实中多着呢，根本骗不过别人。

　　行贿受贿作为一种社会潜规则，历史上源远流长。据历史学家吴思先生考证，古代人可不愿直来直去满口不离“红包”二字，更不会强词夺理地只认一个“过节费”，中国丰富的语言文字，他们可真算是达到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地步了。比如官员们公款行贿还能公然入账，账目上当然列的是“粮耗”“雀耗”“鼠耗”“仓耗”“运耗”之类的损耗，根本不用自己掏腰包。为了方便受礼者接受，他们用精致高雅的名字给贿款作了精心包装。

　　如领导出差收受的红包，叫“程仪”。请官吏办事送的红包，叫“使费”。请中央各部批准什么东西，递上去的红包叫“部费”。此外还有几十种名目，如告别送“别敬”，冬天送“炭敬”，夏天送“冰敬”或“瓜敬”，向领导的秘书跟班送“门敬”或“跟敬”等———被现代人称为“红包”或“过节费”的贿款，在明清时代称谓竟有200余种。

　　不过尽管它们名目再多、包装再精美，都改不了黑金贿赂的“腐败馅”，因此这些潜规则始终为正人君子所不齿，难为法度所容。像肖瑞生之流，不管如何巧言令色，冠冕堂皇的“过节费”也难以洗脱其受贿卖权的罪行。

　　我们还没见过哪个行贿者在红包外面写上“红包”二字，他们总是给红包以种种打扮，妄图让行贿受贿行为“看起来很美”。这当然是一种痴心妄想。又到了岁末年初之时，还会有更多行贿受贿要在“过节费”上打主意，急着研究挖掘老祖先留下的200多种潜规则，使阴魂不散的官场劣风继续飘荡，纪检监察机关一定要睁大眼睛，莫让他们得逞。元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