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谁来感动中国？日前，洪战辉、靳伟杰、白芳礼等十余人被列为感动中国的人———中国的脊梁。而之所以能感动中国，是因为他们所体现或者被发掘出来的精神，正是今天中国社会所需要的。
这些人的确都有令人感动之处，从客观上说，在这些感动中国的人物周围，多少都有着各种各样的困难。他们中有些人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有的人身处困境却依然为他人服
务。他们之所谓感动中国，是因为他们给社会做出的物质和精神奉献，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所获得的受益。或者说，这种奉献和受益的比例，远远超出今天社会的平均水平。
在这种不寻常的比例背后，是目前社会所急需的精神信仰。
他们为2005年的中国打造了新的精神家园，但仅仅只是他们感动了我们，这是多数人观赏少数人的奉献过程，并非一个现代社会有效的精神互动模式，也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坚实的英雄观。因为这些感动中国的群体究竟有多大，决定了一个社会氛围的营造。
在受到他们感动的同时，不妨思考一下，我们需要怎样做，才能够感动他们？
这是一个精神式的问题，是一个中国社会是否鼓励“感动文化”的命题。尤其是在今天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的贫富差距，而经济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个重要的目标之后，对公共利益、弱势群体这样一些关键发展环节的关注，就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缺失。感动中国的人，实际上是在为整个社会，解决精神信仰和发展环节中的细节问题。
这还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是一个公民社会能否最大限度鼓励这种“感动文化”的命题。从目前来看，中国社会在鼓励公益事业发展、个人奉献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尝试；但是，这种尝试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滞后于今天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现在，社会对这些身处相对不利的环境，却以一人之力，负天下之担当的“感动群体”，给予的物质和精神补偿，还很不够。因此，我们看到多数“感动中国”的人物，他们之所以为我们所感动，就是因为他们所经历的磨难，超出了我们所能想像的程度。这一点，值得我们在感动之余，认真省思。尤其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世界上不少国家，特别是欧美地区都在反思现代化的基础上，试图重建公益事业和公益信仰。一方面，这包括有一定补偿性的志愿者和志愿者组织的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还包括传统文化教育，以及在这种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社区互助和自助意识建设。所有这些，都创造了良性与和谐的社会机制。当然，从主观上说，今天社会发展的多元化取向，决定了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因此，人们在选择索取和付出的过程中，往往根据自身的价值观定位，来决定自己的付出方式和奉献成本。但是，到底有哪些是全社会性的价值，是需要我们共同追求和建设的。感动中国的人物们，已经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我们每年都评选“感动中国”的人物，但是仅仅感动，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所评选出来的“感动中国”人物，毕竟还只是少数。如果有一天，整个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为彼此之间的行动所感动；如果有一天，整个社会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为价值观和公益精神建立一种良好的氛围；如果有一天，整个社会能够对“感动文化”有一种共识、有一种激励机制甚至有一种保障体系，我想，这将是最让他们感动的一刻了。
《江南时报》(2005年12月19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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