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与时间赛跑的科研女杰———访潮籍中科院女院士郑儒永

　　□本报记者李凯 蔡毓生

　　74岁高龄的她，因为患病做手术，脊柱铆上了10颗钢钉，两年内不能像常人一样长时间地安稳坐着。她于是全凭双腿支撑，每天站着工作7个多小时。“研究要做到让外国人没法再做的地步，只能在你的基础上再去发现。”她是系统真菌学家，对科研工作的要求近乎苛刻，写作一篇论文往往“数年磨一剑”。为探寻科学的奥秘而深深快乐着，这就是她忘我

付出的最大回报。

　　她以强烈的开拓精神在科研道路上奋进，1985年所提出的白粉菌科属级分类系统，澄清和订正了许多国际上有争议的问题，保持了多年的国际领先地位；1987年与同事合作并主编完成了中国第一本完全经过直接研究写成的真菌志———《中国白粉菌志（第一卷）白粉菌目》，得到了国际著名专家的广泛赞誉，并在多年的毛霉目分类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毅力：每天站着工作近8小时“2004年的一天早上，我躺在床上突然起不来，心里想：糟了，‘定时炸弹’终于爆炸了。医生曾经预言，10年内我的病会发作，不做手术就会瘫痪。实际上过了15年才发作，推迟了那么多年，我也觉得挺满意的。”

　　今年11月5日上午，在北京北郊郑老的家中，记者怀着敬意拜会这位当前唯一的一位潮籍女院士。慈祥和蔼的郑儒永女士，满头华发，精神健旺，微笑谈起这段经历，语调轻松而平和。“工作太玩命了！”这是同事和亲人们对郑儒永院士的评价，话里透着爱惜和敬佩。自从参加工作以来，郑儒永总是夜以继日地忙着科研，“一天坐十几小时，晚上也不太睡得着觉，觉得时间太浪费了，半夜爬起来做点事。”长期坐在实验室和家里工作，“磨”出了职业病，郑儒永在16年前患上骨质疏松症和腰椎半滑脱的脊柱病。“一天在街上走，遇到中学生们骑自行车，我往后一躲，坏了，膝盖骨折。后来在医院检查，还有更严重的问题，脊柱的两块骨头半滑脱，离开韧带1厘米，医生采取了保守疗法，说不能再从事繁重工作，干脆建议我：你赶紧退休得了！。”“我想我工作正干在兴头上，哪能这么早就退休啊！”郑儒永笑起来，“就没管它，照样看显微镜，出差，爬山。”直至去年，病情突发，郑老在北京人民医院治疗，才知道自己脊柱侧弯、腰椎滑脱、椎管狭窄、椎间盘突出，医生问她：“人家的椎间盘突出一块就疼得不得了，您这么严重觉得怎样啊？”郑老爽快地答道：“怪了，好像不怎么疼，一工作起来就全忘了啊！”

　　开刀治疗，医生在郑儒永脊柱“钉上”了2根钢柱，并“铆上”了10颗钢钉。她幽默地说：“这是位名医，替2000多个病人治疗过，最多的钉过11颗钢钉，我算排第二。”

　　医生紧紧地叮嘱郑儒永，手术后为了让自己的骨头和植入的异体骨头充分融合，今后2年内不能老坐着，每天坐的时间只能是一到两个小时，其他时间就得站、躺或走。郑老说：“往后不能再那么拼了，但是做研究一两个小时哪够啊，刚有点味道就打断了。不能坐，那我就站着。”

　　每天早晨，郑老搭上前往研究所的班车。除了吃饭，她把每天可以坐的一两个小时“慷慨”地花在乘车上班。到了实验室，她一如既往地看显微镜、绘图，打开电脑写东西以及和国内外的科研专家联络，上午一站就是3个多小时，下午又是3个多小时。回家了，想起什么，就靠着客厅一个高高的柜子上写起来，全凭双腿支撑着工作。“站站就习惯了，一开始腿肿，静脉曲张啊，听朋友建议穿静脉曲张袜子，真不肿了。我也知道，人不是铁打金刚，很多工作得让年轻人去干，但是只要站得动，我还干！”郑儒永笑了。

　　巾帼不让须眉。1983年曾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郑儒永工作勤奋惊人。她似乎永远都在和时间赛跑：“人的一辈子不能白活，总要有点贡献，起码也要做到问心无愧。”

　　创新：科研成果臻于世界一流

　　郑儒永，这位忘我工作的科学家，祖籍潮阳（现潮南成田镇），1931年1月出生于香港。她的大半生岁月在祖国内地度过。1942年，日寇入侵，香港沦陷，刚读完小学的郑儒永与兄弟姐妹一起开始了逃难生涯，先后辗转桂林、贵阳、重庆等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郑儒永转学进入广州真光女子中学，1949年免试保送广州岭南大学农学院园艺系庭园布置专业学习，随后又转入植物病理系。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大学四年级在广州华南农业大学农学系植保专业就读并在1953年毕业。同年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中科院真菌植病研究室，在戴芳澜教授的指导下从事真菌的系统分类研究工作。

　　对郑儒永来说，父亲和老师是对她影响最深的两个人。

　　郑儒永父亲郑铁如，是潮籍国际金融专家，历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董事会常务董事等职。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总理对郑铁如十分器重、关心。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银行筹组董事会时，周总理亲自指定郑铁如为十三位公股董事之一。郑铁如自奉俭约，严以律己，衣食起居异常简朴。郑家严谨的家风，令郑儒永从小就深受熏陶。戴芳澜教授是中国植物病理学与真菌学的奠基人，成就卓越，治学之严，在学界中尤其著名。“我的老师要求非常高，戴先生是湖北人，我拿文章给他看，他说：‘要不得！’那就算是‘枪毙’了。要是不说话，‘哼’一声，那就是通过了。他总是不停地‘敲打’我，说：研究不成熟那就千万不能写文章，写出来的东西不能害人！文章不在多，一篇好文章比别人的一百篇都要好！搞研究，要创新，不能跟在‘洋人’的屁股后面走。就这样，工作永远没有到头的时候。”

　　严师出高徒，郑儒永院士在老师的影响下，做科学研究尤其精益求精，她的思路开阔，善于独立思考，不畏挑战权威，这使她的研究成果攀上了世界第一流的境界。1976年起，郑儒永对白粉菌目进行了详尽研究，澄清和订正了许多国际上有争议的问题，1985年提出了一个比较合理和接近自然的白粉菌科属级分类系统。该分类系统保持了许多年的国际领先地位，国际有关学术界从1985年起至今仍采用她的这一分类系统。她还与同事合作于1987年主编完成了中国第一本完全经过直接研究写成的真菌志———《中国白粉菌志（第一卷）白粉菌目》，得到了国际著名真菌学家的认同和赞誉。

　　多年来，郑儒永主要从事毛霉目的系统分类研究。毛霉目真菌因变异性大、交叉性状多而影响分类难度大。郑儒永的研究小组打破了传统上的研究方法，不断将新想法、新方法、新手段应用到传统的经典分类中，澄清了许多长期存在的分类和命名问题，并对一些已完成研究的分类群建立起自己的分类系统。和白粉菌的研究一样，毛霉目的研究结果亦已得到世界各国和国内同行的普遍接受和认可。

　　郑儒永在国际上首次报道了高等植物中的内生毛霉菌，在医学毛霉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其多项科研成果曾获得中科院科技成果奖、科技进步奖和自然科学奖。她还先后参与创办了我国解放后成立的各种重要真菌学术组织、研究机构及刊物，参加了多种有关的工具书、教科书、大百科全书的编著工作，并促成了我国与国际间的真菌学术刊物、真菌菌种和标本的交换。她广泛借鉴吸收外国技术和经验，曾作为访问学者，远赴东京、北海道、广岛等大学和荷兰真菌菌种保藏中心进行考察和工作。

　　快乐：追求完美永无止境“业精于勤持之以恒，刻意求真终身不渝。”这是郑儒永的治学格言。她取得的成就，来源于对完美永无止境的追求。她说：“研究要做到让外国人没法再做的地步，只能在你的基础上再去发现。”

　　古稀之年的她，有一颗活泼“童心”，如今仍常为科研中一次“精彩”的发现欢呼：“太好玩了！”她的快乐不假于外物，只在于对科学奥秘的不懈追索。

　　郑老的论文写作，常常费尽数年心血，有的甚至是“十年磨一剑”。有的科技工作者一个观点写成一篇短文，立即拿去发表，她的论文却有时厚达近百页，内容详尽深入。她说：“有的工作课题，完成了10多年还没写出来，因为总要跟上现在的水平，要让写出来的东西是最好的，让自己满意才去发表。这当然是要付出代价的，要耐得住这种寂寞。”

　　郑儒永对学生，注重因材施教，“刚柔并济”，既秉承老师戴芳澜先生的严格，又给予细心的关怀和指导。“入门的时候，对有困难的学生要帮他们一把。科研工作十分艰苦，只有做进去，到了一定的境界，才能体会到其中的乐趣。我希望能培养学生对科研的兴趣。”她所直接培养的多名硕士、博士、博士后研究生，均已以优异成绩取得学位并在科研中发挥作用，所带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白逢彦，1999年被中科院破格提升为研究员，2001年成为进入欧洲真菌学学术杂志编委的第一位中国人。

　　郑儒永十分牵挂家乡人民。2000年，她曾随潮人同乡会一起回到潮汕，前往故里成田镇盐汀乡，看看老家的祠堂，“一辈子没回过家，一看真是感慨万千”。她深挚地祝愿家乡加快发展，父老乡亲生活幸福，更十分关心潮汕未来一代的成长，特地为此欣然题词，文中写道：“与汕头市青少年朋友共勉：锻炼身体，刻苦学习，打好基础，提高品德，爱祖国，爱家乡，爱人民，努力把自己造就成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人物背景：

　　郑儒永，系统真菌学家。女，原籍潮阳（现潮南），生于香港。1953年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农学系植保专业。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一生致力于真菌分类系统的合理化与完善，对白粉菌目全世界所有属的有性型、无性型特征进行了研究，1985年发表的白粉菌属级分类系统一直为国际权威刊物《子囊菌系统》采用。在种和种下级分类中纠正了过去长期存在的大种倾向和寄主范围过大的不合理现象。对变异性大、交叉性状多因而分类难度很大的毛霉目进行形态结合分子系统学研究，并开创了无性型结合有性型特征的系统分类，解决了一些有争议属种的分类归属。在国际上首次发现了高等植物中的内生毛霉和首次报道了我国特有的人体病原毛霉新种和新变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