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岁老人苦撑养家：儿子发疯儿媳失明老伴瘫痪

　　本报讯 黄显年已经78岁了，体重不到50公斤，当他的同龄朋友在晚辈照料中安享晚年，或者在家做操试图恢复健康的时候，他还佝偻着站在高州一所民办学校的讲台上授课。“文革”期间，他的儿子因遭受打击而变疯；3年前，儿媳突患眼疾双目失明；去年，老伴中风瘫痪，而孙子和孙女都在读书，全家的重担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对这个家庭来说，活着就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这是一个真实的悲情家庭样本，从中我们既看到了历史与命运之惨烈，更看到了人性之坚忍与温暖。

　　在学校，他就没有烦恼

　　他从未因家庭困难而影响教学，从脸上也看不出悲观

　　离家越近一步，现实就向黄显年逼近一步。他的脸色开始凝重起来。

　　2005年12月11日，周日，一周里唯一不上课的日子，今年冬天的第二次寒潮已经降临。黄显年穿上毛衣，外套一件酱灰色的宽大夹克，这使他显得更加瘦弱单薄。喝过早餐稀饭，他走出高墙围绕的富山学校，等候公共汽车。

　　在茂名东南郊的这所民办学校里，没有人比黄显年的年龄更大。他可能是整个高州乃至广东年纪最大的一线老师。因此当有新老师刚刚进入这所学校，看到一个驼着背、发须间白，只有1.6米高的老头，居然是初三毕业班语文老师且兼任校文学社社长时，往往惊奇不已，而这个老头都会微笑着主动和他们打招呼。

　　每次，黄显年佝偻着缓步走上初三(1)班的讲台上，台下37名学生比上其他任何课程都要显得安静。“同学们都知道，在年近八旬的黄老师面前讲悄悄话，是一件很不礼貌的事情。”这个班的班长潘晓丽说。

　　他已经在这里教了4年书。而在他漫长而曲折的59年教学生涯里，他教过多达15所学校的语文，1989年从高州市教师进修学校退休，高级讲师。

　　除了校方照顾不担任值班和生活老师，78岁这个年纪并没有让他显得和同事们有什么不同。一周他教16节课、4节自修课、2节早晚读课，包吃住月薪1000元，是全校最高之一。每周六上午，他要连续讲4堂课，而且一直站着，课间才去办公室坐一会，喝口茶。

　　但他的肺气肿越来越厉害了，走到教室二楼半时，他必须站定，调整下有些困难的呼吸，才能继续走上三楼。今年3月，他犹豫再三后，花2890元买了一台脑病生理治疗机，用来解决他“头晕睡不着、脑子混沌”的问题。老伴瘫痪后，他感觉自己明显衰老了。只有在讲台上，黄显年才恢复了作为一名教师的自信。

　　“黄老师的课我们都爱听。”潘晓丽说，“今年开学听说他担任我们语文老师，同学们都担心他年纪太大讲不好，但最近的期中考试表明，语文课是我们班进步最快的课程。”

　　50年前，当他还是一名村小教师的时候，就因为讲课生动吸引了县教育局局长前来旁听。后来，他把许多语文知识编成歌谣，有修辞歌、阅读歌、作文歌等十多种。“读起来琅琅上口，饶有兴趣。”富山学校董事长邱炽华说，“从这些歌谣里哪里能看出黄老师的悲苦呢？”

　　“文革”期间，黄显年的儿子因遭受打击而变疯，3年前，儿媳突患眼疾双目失明，去年老伴中风瘫痪，孙子和孙女都在读书，全家开支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

　　邱炽华和初三(1)班班主任毫不吝啬对这位老人的溢美之词:师德高尚、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工作负责……“尤为难得的是，他从未因家庭困难而影响教学，从脸上也看不出悲观。”

　　“他那么苦却那么坚强、乐观、豁达。他讲课

　　黄显年一走上讲台就忘记了尘世的喧嚣与虚无。“我爱学生，学生也爱我。我最大的喜悦就是看到学生进步、成才。”

　　在学校，他就没有烦恼。

　　失明儿媳:最重要的助手

　　她就这样摸索着照顾人，很善良，很细致

　　黄显年挤上16路公共汽车进入茂名市区，然后花2元钱乘摩的来到一家

　　但当医生毫不掩饰地告诉他，阿兰很难重见光明时，他的眼睛顿时黯淡下去，垂眉半晌不语。医生安慰式地开了些药，并告诉他病人要多吃富含维生素A、B的蔬菜。他小心把清单放进随身携带的塑料袋里。

　　“他是我们村的秀才，多才多艺，为人诚恳热心，乡邻没一个说他不好的。要不是几次受到冲击，他可能早就做大官了。”医生热情地对旁人介绍说。黄显年有些苦涩地笑了。

　　很多个休息日，黄显年都在高州、茂名多家医院探听能否改善儿媳的病情。对于他来说，失明的儿媳已经是照顾家庭的最重要的助手。

　　绝大多数时间里，阿兰把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反锁上，把自己和这屋里的人锁在一起，这让她觉得安全。实际上，他们又各自被锁在三个世界里。她的丈夫被单独锁在二楼，因为他是个有暴力危险的精神病人；她中风瘫痪的婆婆被锁在一楼潮湿的房间里；她自己则被3年前的突然眼疾终年锁在黑暗中。2002年，阿兰与同事出游归来突感双眼肿痛，被诊为视神经萎缩，次年彻底失明。

　　每天，足不出户的她就摸索在这三个世界当中:洗衣、做菜，定时给两个病人送药、送饭，不断扶婆婆坐起、躺下，以及忍受她没有来由的埋怨与责骂。从法律上说，阿兰和这个家庭在1994年就断绝了关系。那年，她和一犯病就打人的丈夫黄可明离婚。阿兰在高州独自生活了10年。“我虽不舍得，但她还年青，不能耽误了她。我现在还把她当女儿，她也当我是爸爸。”黄显年说。

　　2004年夏，阿兰重回黄家。她记得那一天是7月8日，婆婆瘫痪在床一个多月了，上初一的女儿打来电话说:“妈妈，我好累，好想哭，奶奶又拉屎在床上了。”然后，她决定立即动身。但她并没有和前夫复婚。

　　“我和黄可明之间什么也没有了，没有爱也没有恨，只是觉得他可怜，其实我也很可怜。”阿兰说，“我过来只是因为我的两个孩子。我不来，又请不到、也请不起保姆，女儿学习就要耽误，爸爸就要扔下工作，赚不到钱，我的孩子就读不起书。”

　　她为黄可明生下了两个孩子，男孩在湛江读技校，女孩现在正读初三。想到他们，阿兰就很开心。

　　“她就这样摸索着照顾人，很善良，很细致。”黄显年60岁的外甥闭着眼睛、移动伸出的双手说。他和他80多岁的父母经常来这里探望和帮忙，他们是这个家庭在当地唯一的亲戚。

　　每天女儿放学回来，才给这个沉寂的家带来一些生气，她一边帮阿兰干活，一边说话。今年国庆长假里，刚去湛江读书的儿子也回来了，晚上父子俩隔着卧室的“铁窗”一起看电视，但都没什么话。第二天，儿子带母亲回高州散心。每天睡前，儿子都对她说:“妈妈梦想成真，做个好梦眼睛就好了。”临走前，他唱着“再见吧妈妈”这首歌。她说，儿子长大了！

　　阿兰每月还能从单位领到800多元工资，其中500～700元用于吃药。失明后，她开始收听广播，“这样什么烦恼都跑掉了”。

　　“屋子里好闷啊！”

　　失明的媳妇，发疯的儿子，瘫痪的老伴，封闭于各自的世界里

　　中巴车到达15公里外的高州市分界镇时，已近中午。黄显年又去镇上药铺给老伴和儿子买了些药。这天，他一共花了100.2元。

　　他不得不精打细算。他每月1420元退休金和1000元教课收入是这个家庭全部生活来源。老伴每月吃药200多元，儿子吃药350元，家里生活费500～600元，自己花销100～200元，孙子孙女读书850元，一个月下来就剩不了几个钱，这还是放弃进一步治疗后的紧缩性开支。

　　黄显年不想让儿媳摸索着再去准备饭菜，花1元钱在一家小店要了碗云吞。这时他衣兜里200元买来的二手手机响了，孙女问他怎么还没回家，一直阴郁的他终于舒心地笑了，说自己还在外面忙，来不及回家。

　　在去年回分界镇读书以照顾奶奶之前，孙女在爷爷身边生活了两年。富山学校免去了她所有的读书费用。她的理想是长大后，像爷爷那样做一名出色的人民教师。

　　“现在，她为照顾奶奶耽误了学习。”黄显年慢慢说着。他吃完云吞后，再花1元钱，买上5个小包子向家里走去。门，仍然是反锁的。

　　这是一栋16年历史的两层混砖结构楼房，坐落在分界镇一条主要街道旁，不时有大货车轰然驶过。但阿兰把门反锁后，房子里却显得异常安静，偶尔从二楼传来黄可明含糊的说话声。今年4月，一名阿姨指责说他拿石头打破了她的头，黄家只好给她200元赔偿。从那以后，黄可明就一直被禁闭在楼上。

　　他今年48岁，脸庞端正，一双大大的眼睛，长期吃药使他看起来很结实。“但他没有力气。”阿兰说，“离婚前的一个晚上，他突然拿起一根粗木棍打我，被我抓住，两个人就这样顶棍，顶了好久，儿子就睡在身边看我们顶。他还把爸爸的头打破过，把妈妈打得爬不起来。”

　　黄可明是父亲唯一幸存的孩子。他高中毕业时的成绩，在200名同届学生里大约排在20名，但时逢“文革”，父亲“地主出身”、“摘帽右派”、“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黑手”这三个身份破灭了他读大学的梦想，最终黯然回到老家种田。不久，他就疯了。

　　“他曾是我们家最大的希望。”现在，这个希望开始转移到孙子孙女身上。

　　黄可明先后进城治疗两次，1980年病情趋于稳定，1983年与阿兰结婚。“大人都说结了婚他就会好的。”阿兰说，那时，黄可明26岁，她20岁。作为对优秀教师家属的照顾，她从农村调入县城与岳父同在一所学校，担任后勤工作。她想不到，结婚后7年，黄可明还是病情复发了。

　　“我想上大学”，黄可明有时会突然嚷道，但现实决定，他的最佳去处乃是铁门后的二楼空间，他吃喝拉撒睡全在那里解决，那里有两个房间和一个用铁条封闭的阳台。他喜欢翻看孩子们读过的课本，一边念念有词，有时则半天不作声。他还在街上闲走的时候，喜欢对人说:“你好叻，我出坏世。”嘲弄自己经历的不幸年代。

　　镇上一名卖水果的妇女说，大家都对他避而远之，因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捡起石头砸人，但他从不攻击比他高大健壮的男子。每天，阿兰给他送3次饭和药，却不敢踏进铁门一步。她说眼睛看不见了，再也无法抵抗挨打。

　　到了晚上，女儿去学校上晚自习后，他如嚷着要看电视，阿兰便把前堂大铁门反锁，再把二楼铁门打开，同时也把一楼走廊前的铁门锁上——自房屋建成，这里就专门设立了一道铁门，防他进入走廊后的屋子，除了他，所有人都住在里面。黄可明下楼来，坐在铁门前的凳子上，隔着加了铁栅栏的卧室窗户看电视。这是一台快要报废的黑白电视机，再怎么转动天线，也只能收到两个台。这时，阿兰就去厨房听广播。两人隔着走廊和铁门，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在一楼，终日躺在床上的妈妈却不知道儿子这样被关锁着，她手里如有了好吃的东西，总忘不了喊“可明”过来。她喊得最多的则是丈夫的名字，但都没有人应答。

　　老人的胃口特别好，吃了面包还要吃番薯，好像总也吃不饱。瘫痪后的她火气也很大，喜欢骂人，有时从夜半骂到天亮，阿兰只好把收音机打开，用耳机塞住耳朵。

　　“屋子里好闷啊！”阿兰说，但在女儿明年考上高中之前，她不会离开这个家。

　　在历史中沉浮

　　从一等劳模到“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黑手”，那个年代他不愿提起

　　敲了许久的门，阿兰终于从黑暗中摸索着迎出来。黄显年把药品递给她并告知怎样用药，刚刚还在大声高兴说话的她突然静下来，使劲眨了几下眼，然后闭上，眼眶分明红了。

　　黄显年打开一楼里面房间的锁，推门进去，老伴正赤脚躺在没有棉絮的木床上，一块宽大的薄膜支撑在半空，防止雨水渗过墙面滴落下来。她和儿子一样，吃喝拉撒全都在一个固定的空间。见到丈夫归来，她转过灰白色头发下瘦骨嶙峋的脸庞，语气哽咽。这对同是地主出身的患难夫妻一直聚少离多。结婚57年，真正团聚的时间只有14年。

　　黄显年总难忘记，土改中，他被调往邻村教书，为“划清地主阶级界线”，他被禁止回家，也禁止寄钱寄物回去，妻子没有分到田地，独自带着两个幼儿艰难度日，结果两个孩子先后饿死。直到他调到另一个乡，一天晚上，妻子步行近20公里偷偷找到他，他才知道儿子死亡的消息。这时，双方已2年多没见面。

　　第二天早上，他妻子就含泪离开了。

　　“她比我小1岁，和我同村，为了让我安心工作，她再苦也是独自默默承担，她是一个伟大的妻子，我一直很感激她。”黄显年把老伴扶坐在椅子上，然后爬上床，把紧闭的窗户打开，一股清凉的风吹了进来。

　　黄显年1946年高中毕业拿起教鞭后就一直在高州不同地方的讲台之间漂泊，他的命运也在随波逐流。

　　1955年，黄显年因教学有功被调进高州一小，评为高州县优秀教师，经常为全县语文教师举行公开课。1956年评为县一等劳模，开劳模大会时坐在主席台上，并作为教师代表发言，激动得差点掉泪，会后走上大街游行，沿途锣鼓喧天、掌声如潮。1957年，当选广东省优秀教师，1个月内两次从广州载誉而归。

　　他再次出现在浩大人群里，却是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黑手”。他脖子上吊着沉重的黑板，双手被涂满了墨汁。一名农村的学生家长把身上的汗巾摘下，给他垫在黑板铁丝挂下，才没有让他的脖子勒出血来。

　　十多年里，他几次经历了天堂到炼狱的坠落。还没从劳模与优秀教师的喜悦中回过神，就被卷入反右狂潮。刚刚上任镇上的小学整风小组组长，几天后即因“向党提意见”被打成小学第二号右派，1年后赦免，却仍是“摘帽”的。“文革”开始后，前几天还有校工会送来奶粉，犒劳他为提升升学率作出的巨大贡献，转眼即被挂上“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黑手”的黑板游街。

　　在前来拜访的人士面前，黄显年都是笑着把这段历史讲出来的。“那个年代实在荒唐得可笑。”他说，“但如果你们不主动问的话，我都不愿意提起。”

　　平反后的1980年，分居32年之久的妻子回到身边，在他所在的乡下中学养猪，1983年一起进城。1994年儿子离婚后，妻子回分界照顾神经错乱的儿子，双方再度分开，只在周日才得相聚。去年6月的一个周日，他再次回家，用铁锤打开反锁的大门时，发现妻子已经中风瘫痪倒在厨房里，儿子在旁浑然不觉。

　　“那一刻，我觉得从未有过的无助心慌。”黄显年承认，当时自己泪流满面。

　　在这个清风吹拂的下午，黄显年默默陪伴在老伴身边，给她喂饭，喂包子，偶尔说说话。最后，他把剩下的2个包子给了儿子。

　　隔着铁门，他没有和儿子多说什么——多说也是枉然——也来不及等孙女下课，便告别家人。这里没有他睡的地方——要睡，只能蜷缩在客厅的长凳上，或者去姐姐家借宿。他还要回学校批改作业，那里能让他安静下来。

　　中巴上，他躬着背，缩着肩，两手紧紧抱在怀里。他似乎很冷。

　　有时觉得挺幸福

　　“我要像我学生寄语的那样，挺住、挺住、再挺住！”

　　“你哭过吗？”“哭有什么用？”老人平静地说。

　　他“哭出声”的有两次。一次是上世纪60年代，他看到一位老师的一对儿女淹死在河里，让他想起自己已经死去的两个孩子；一次是10年前他大哥过世，他自小失去父亲，大哥辛苦把他养大，还给他娶上了媳妇。

　　此外，他都能在再大的打击面前，忍住哭声。“苦难接二连三，但这并不是别人给你的，这是命运的残酷。但相比为国家、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人士，这些又算得上什么？”他说。

　　“总不能去跳湖吧？”老人笑了，随即，严肃起来，“我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要用我的实际行动，证明我不是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我是好人。”

　　烦恼的时候，他就写戏曲，写绝句、律诗，“都是积极健康向上的那种”。

　　现在，他最大的希望，就是看到正在读技校的孙子能早日找到一个稳定工作，娶上满意的媳妇，但他担心支撑不到那一天。

　　“我死了，这个家也就塌了。”他说，“所以我要像我学生寄语的那样，挺住、挺住、再挺住！”

　　去年11月28日，高州市副市长邓建和率人来到黄显年家，送上慰问和祝福。“他对此没有任何抱怨，这种生活态度深深感染了我。”邓建和说。

　　当地民政部门想把他家纳入低保户，但不管用哪种方法计算，他家人均月收入都远远超过了169元的最低生活保障线。

　　有人问黄显年月收入多少，回答说2420元，对方吃了一惊:“很高嘛！”黄报之以苦笑。

　　高州市民政局局长吴家骥说，在高州，特别是农村，还有很多人远比黄显年家境贫困。“我们只能开展一些临时救助，比如送一些慰问金。”邓建和虽表示了对他的同情，但并无更多长期稳定救助办法。

　　目前，黄显年已接到捐助1万余元，其中7000元是高州市教育局和他退休所在的高州市教师进修学校捐助的。他想利用这笔钱，在寒假里把房屋修补好，这样就不担心老伴的房间漏雨了。

　　“其实，有时我觉得自己挺幸福的。我已经活了78年，也教了59年书。”在由一张床、一把椅子和三张小桌子组成的寝室里，黄显年突然这样说，“我最大的幸福，就是教满60年。”

　　“世上还是好人多，我相信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好的。”老人很认真地说。

　　他认为这一生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他被打成右派后，被罚给学校喂兔子，学生们就偷偷把青草割好放在路边；“文革”中，他又被逼劳动，一天要挑450公斤石头，先是有一学生家长造了辆鸡公车送他，后有另一修自行车的学生家长把那轴心换成了自行车的轴心，推起来又快又轻松。（记者　袁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