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仙桥街的平民时光

　　□雷文景/文 黄正东/图

　　有四条街巷冠有“天仙”二字

　　在成都东门的东风大桥与东门大桥（古称长春桥）之间，从猛追湾汩汩而来的锦江水在这里划过一条舒缓的曲线。傍河靠城一侧，1995年夏日之前，蜿蜒着一条清代风貌的老

街，叫天仙桥街，我家世居此街。记得小时候常常骄傲地反问路人：你是要找天仙桥前街还是天仙桥横街？还是天仙桥后街、新增天仙桥前街？在这里，有四条街巷冠有“天仙”二字。此外，街内尚有杨家巷与茗粥巷两条小巷子。有史籍称，此街因桥而得名，在街的南端，确有一个早已破败，难以看出端倪的石桥。据本市作家冯水木先生介绍，以前，在茗粥巷旁边的天仙桥前街小学内，残留着一截古时茗粥庵的旧墙，有人曾于此亲眼见上面绘有柳永与七仙女的壁画，这无疑是一个令人遐想神往的掌故，然而，此一史事却有待进一步搜求考证。

　　清人傅崇矩所著《成都通览》等旧籍记载着关于天仙桥街的零星片段。茗粥庵无疑是天仙桥街曾经最古老的建筑了，它修建于明代，但毁于何时现已很难查考。清代末年，名叫魏长兴的人在街上开了一家较有规模的商铺，专卖青油和大米。那时候，天仙桥一带冷寂得很，直到1940年，天仙桥前街与横街和后街才建成呢。

　　我的父亲还未到10岁时即随父母在新增天仙桥前街落户，据父亲记忆，民国时此街楼宇大都为军阀刘丹五所拥有。我曾在一卷历史档案中看见过刘的一封亲笔信，字迹粗陋，可判断此人文化不高，因行伍而发迹。据说，刘妻妾众多，共养育了几十个子女。子女当中，不乏追求进步的革命人士。这则未经证实的传说，也算是这条平凡老街的传奇了。

　　幼时，我家隔壁有一所建有约20个粮仓的国营粮食仓库，而在民国期间，此地便有着“万担仓”之称，这一称呼至今还留在一些老街坊的言说之中。然而，我查阅旧籍，却并未见此说，到是1931年，这一带建有一家兆东面粉厂。

　　父亲告诉我，上世纪40年代末，他间或会看见一位高大英俊的中年人坐着一辆私家三轮车当街而过。此人是在国际公共卫生学界有着崇高地位的医学家陈志潜先生。老街上有一所伤兵医院和医士学校，想来，陈先生一定是去那里公干了。

　　天仙桥街发生的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

　　新增天仙桥前街通往城内顺城街有一条小巷子，那是抗战时期为避日机轰炸，疏散民众而临时挖护城墙才凿成的。民众俗称空袭警报为“火警”，此巷故有火巷子之名。在我嗷嗷待哺的1963年下半年或1964年初，这里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某日，天仙桥的几个娃娃在火巷子一个斜坡上发现了一个形状如氧气瓶的铁家伙，顿时玩兴大发，七手八脚便将其一头的螺丝拧松了。这一拧松可要紧得很，那铁家伙却是一枚毒气筒。只见一缕缕白烟蹿了出来，街坊们顿时窒息难受，口中捂着毛巾惊恐不已，不少人中毒昏迷，被送往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过后，老街的不少树木也因中毒而枯萎。这是当年日寇轰炸成都时投下的么？抑或还是火巷子的一个小型熔炼厂回收而来的，在天仙桥街的历史上，这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

　　1995年，在成都人迈向现代化的大潮中，天仙桥街被拆除。仿佛在一夜之间，老街便消失了。绝大多数街坊邻居都被安置在外东二环路之外的东光小区。搬进了一个又一个的“雀雀儿笼笼”。如今，我只要去了那里，仍能感觉到以前老街的气氛，和成都其它居民小区有着显著区别的景观是，这里的街沿上随时都坐着众多的冲壳子、摆龙门阵的老街坊。他们仍因循着老街的习惯，就连房门很多时候也是敞开的，就连走门串户，也和在老街一样，直杠杠的：“王大爷、王大爷。”有人在王大爷家门口招呼着，不待主人答话，这人就旋风似地在王大爷家中的沙发上落座了。

　　去年6月，我年逾古稀的父亲仙逝，几十位老街坊听闻后赶来凭吊。要知道，自父亲1983年迁离老街，有些老邻居们，父亲已与之有20余年未谋面了。我想，在今天，也只有旧时的街坊邻居们才有着如此坚固的邻里情，如此淳厚的古风吧。

　　3年前，我幼时的玩伴蒲老四发起了新增天仙桥前街“老邻居会”，每年的正月初七，街坊们便聚集在农家乐。旧日的情谊被浓缩在了那一天，每个人的眸子中都盛满了无比的亲切。去年聚会的那一天，还惹来成都多家媒体的报道，原本自然天成的邻居聚会，在今日竟成了“新闻”。

　　那么多小名洋溢着老街的异趣

　　街娃的小名或绰号深深地烙上老街的印迹，如今的洋洋、维维、丽丽、娜娜们已经无法想象了。

　　姓熊的人家有五个子女，无论男女次第下来称作大毛二毛三毛直到五毛。老街上还另有小毛、毛弟儿、毛子、毛头儿、毛毛，满街的毛毛虫到处乱钻。黑娃有两个，两对门坐。大黑娃与小黑娃的姐姐耍了朋友，小黑娃的老把子郭铜匠初始反对。反对无效，小黑娃的姐姐就嫁到对门去了，如今他们养育的娃娃“小小黑娃”已经走上社会自立了。其实有些小名严格地说称不上名，不节制生育或不懂节制生育或当初争做英雄妈妈生出一大箩兜的娃娃，随口就叫老大、老二、老三……

　　洋溢着老街异趣的小名不少，比如拣拣，不知是否拣来的，仔细看他几兄弟模样像完了，应该不是拣的。还有寡母子，叫得人心酸，叫久了也就麻木了。三横牛，排行老三，脑壳上两个旋，旋得凶，经常与人打顶张。他的小弟却被人唤作小铃铛，又另是一番情趣。丫头儿是个男娃娃，却硬被人当作女儿唤。丫头儿的哥哥叫胖胖，人却见不着胖。老街的胖子少得可怜。胖胖爱吃生萝卜，洗净削皮，啃起咔哧咔哧满街转，满街香。全婆是位英俊少年，会摆弄两下小提琴，一个“婆”字哪里和他沾上边。还有金瓜不瓜，龟哈不哈。只有明傻，老街上一位聪明利落的娃娃，一个小小的孩子王，一个做各种儿童游戏的高手，如今应了他的名真的傻了，我闻听之后，到现在也回不过神，不相信是真的。

　　最显老街粗鲁的不是毛毛和黑娃。是鸡屁股、繁头儿（可释为阳具也可释为玩皮捣蛋）、光蛋儿、烂眼、哈叭狗、敏狗儿、狗娃子、叫化儿。然而粗鲁之外仍有柔情，那一般是女儿名，是四妹、六妹、春妹；是燕子、巧巧、云霞。也有端庄的，比如中尉，少年英俊的中尉模样像阿尔巴尼亚电影《海岸风雷》中的中尉。中尉本名叫耀宗，是我幼年伙伴中惟一考上大学的，如今在某大学供职，我前年见过他，沉稳、干练的“中尉”已经有更高的职位了。

　　每每，天很暗了，有大婶横起嗓门使唤：“伟大——伟大。”另一个声音，也是妇人的声音似在回应：“光荣——光荣。”这是在唤娃娃回家睡觉的，光荣是疯子，疯之前人老实忠厚，疯之后也不乱来。伟大娃张，老把子是卖酱油的，因此有街坊使用模糊称呼，他们一家人皆被唤作张酱油。

　　热烘烘的老街，热烘烘的音乐

　　某日，天仙桥前街被闷热的夏夜蹂躏得大汗淋漓。父亲手拿水盅，喝一大口，腮帮子便鼓鼓的，蓄气，猛一喷，水就均匀地洒向了楼板。

　　父亲在给卧室降温。此刻，另一群青年人，正用歌声降温。

　　他们操着各自的乐器，从一些不大清洁的旮旯里钻了出来。在清朝或者民国初年的屋檐下，穿着短裤，赤着胳膊，随意的落座，自得的调弦，然后曲声就在老街弥漫开来。第一首必定是激越浩大的《东方红》，最后压轴的一定是欢快幸福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娃娃端了小凳子，涎着鼻涕艳羡地仰视他们。老妇人摇着芭蕉扇，垂着隐约可见的松弛的乳房，边听边呵护着膝上的孙儿。雄壮威武的曲声拍打着灰尘蒙蒙的窗棂和古老的楠木门板。老把子叼着呛人的叶子烟，惬意地躺在放低的马架椅上，操着有痰在喉的烟锅巴噪音命令儿子或者儿媳该加蜂窝煤了。精壮的汉子或赤身或着有无数小洞的背心，手里夹着金沙江牌或飞雁牌香烟，在催人亢奋的音乐中似在回忆与老婆的初恋。

　　热烘烘的老街，热烘烘的音乐，人们在没有一丝风的夜晚消夏纳凉。在这之外，在狭窄老街的一些地方，尚有另一拨二杆子也在哼曲消夏。他们唱的是地下歌曲。

　　有街娃唱：“我是你的大伯／你爸爸的大哥／你娃娃长大了／不要在外面煽盒盒。”

　　有散眼子众声唱：“我们是成都市的烂眼儿合唱队／第一个节目由大家来表演／成都小吃进行曲／钟水饺陈麻婆豆腐……”

　　有装病回家的知青唱：“我来自蓉城的大街小巷……”

　　还有人浅吟低唱着据称是郭沫若填词的歌曲：“曙光像轻纱漂浮在滇池上／山上的龙门映在水中央／有一位散发的姑娘在梦中／睡美人儿躺在滇池旁。”

　　歌儿诙谐，歌儿哀婉，歌儿轻柔。

　　歌声之后，大抵已是深夜，父亲上楼，再鼓起腮帮子喷洒一阵。老街就睡下了。

　　准备多时的革命大院开张了

　　宾哥子是边花儿（即一只眼），身形瘦小而灵动，好冲壳子，他有一个绰号，叫“烂眼儿”，其实烂眼儿并非贬意，更多时候还指此人脑壳聪明、点子多。在清汤寡水的文化生活中，宾哥子可以于某夜向你吹解放前华西坝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直吹得街娃心累心跳。这几年的邻居会，街坊们皆将他誉为天仙桥的李伯清。其实，多年前，李伯清便在天仙桥街的一个小作坊工作过，并做过天仙桥街的女婿，他后来的散打段子，保不准就有许多是从这条老街得来的呢。

　　宾哥子在修缮队工作，他那一双泥水匠的手，还能画徐悲鸿的奔马、张善子的虎啸。他的手艺不错，但在单位上好像却散漫得很。然而，若遇街坊某家要拆门板砌砖墙，他又总是热心帮忙且不计报酬。每每，只见他一边熟练地操砖抹灰，一边嘴不停。那张神兮兮的嘴吐出的居然有唐诗宋词汉赋。某日，他的才能得到了发挥，为革命大院准备墙报。他捉住毛笔书写行楷，那字难看，他却煞有介事地抬头对众人说：“篆书隶书写惯了，行楷不咋个会写了。”众皆讪笑，他却毫无窘态。

　　待墙报弄毕，准备多时的革命大院开张了，革命深入到了成都的每条街道，每个家庭。记得成都最早成立的革命大院有东大街29号的“朝阳大院”，学校还组织我们“红小兵”去参观过。成立“革命大院”可是热闹之事，宾哥子又操起了鼓槌，瘦小的双手将大鼓小鼓敲得老街的老屋摇摇欲坠。一个叫小毛的娃娃带着大人拟就的稿子代表红小兵上台讲话。其实他毬经不懂，又是第一次见这样的阵仗，脸窘得绯红。本市著名的曲艺艺人登场了，诵词有：“东方拂晓，雄鸡喧，早上六点半，天仙桥前街的饮食店在冒烟烟。”又有：“向阳公社金沙湾儿，来了几个知青儿，都莫得毛根儿。”还有：“山东曲阜一村子，出了个姓孔的二娃子。”那时候的人敢将孔夫子直呼为街娃名二娃子，凶！唱清音的老艺术家李月秋也来一展歌喉。婆婆大爷、小伙子女娃子里三层外三层地前呼后拥，争看李月秋英姿。银铃似的歌声像大珠小珠落玉盘，滚动在人们难得潮红的面颊上。这盛典般的仪式，在老街的历史上怕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了。

　　奇怪的是，盛典之后的日子却没有另样的波澜掀起。每周一次的革命大院政治学习再也看不出豪气干云。只有这样的一次我有残剩的记忆。全街男女老少聚在一起，听一位老者汇报思想，据说他是白公馆的特务，只见那人舒适地在椅子上落座，薄薄的嘴唇发出的声音清亮有如唱腔：“当前，国际形势一遍大好，祖国形势蒸蒸日上……卫星上了天……”他停下来呷一口茶再继续“唱”下去。我感到诧异，这像是在检讨么，咋个像首长作报告似的。我问身旁的宾哥子，他眨起一只眼说不晓得。再问，他说：“向毛主席保证我不晓得。”

　　后来，革命大院悄声没息地消失了。宾哥子还是散漫得很，仍时不时在家中趣味浓厚地画着徐悲鸿的奔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