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吴仁宝三十五年

　　袁养和

　　在指责和非难中更上一层楼

　　1979年年初，随着春节的临近，我的心愈来愈不能平静。我天天都在留心听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等待人民日报上门。我们的第三篇报道、长篇通讯《创造新生活的人们

》的发表，已进入了“倒计时”。这是三篇稿子中我们认为最精彩的一篇。稿子里那一个个人物形象，是那样的动人心魄；从他们身上所折射出的吴仁宝的人格魅力，更是感人肺腑。就拿被人称为“浪子”的阿龙来说，他的深刻变化就渗透了吴仁宝的一腔热血。

　　阿龙名叫孙龙泉，他身体剽悍，力气过人，更有一手捉鱼摸虾的好本事：看看水色，就知道河里鱼多鱼少；在田埂上转转，就能拎回一串螃蟹。他从小放牛，做长工，打短工，东混西闯，只落得两个肩膀扛张嘴，连老婆也讨不起。解放了，他听说搞了社会主义，就能过“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好日子，不由得眉飞色舞，说：“我这后半辈子可有奔头啦！”然而，几年下来，看到华西面貌依旧，他失望了。他冲着干部说：“你们搞社会主义是嘴上说说的！”在社员中间，他毫不隐讳地说：“社会主义好是好，就是肚皮吃不饱。”1963年深秋，他扛着一把大锹，离开了华西。

　　石破天惊。阿龙的出走，对吴仁宝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吴仁宝破天荒第一次认真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要农民爱社会主义，到底靠什么？就在那时，改变华西面貌的十五年规划就在他心底酝酿成型了。

　　实施规划的头一年，吴仁宝外出找阿龙，在嘉兴找到了他。吴仁宝把华西决心发展生产的事告诉了阿龙，请他回去一起干。阿龙嘴上答应了，心里却在狐疑：这一回去，要是被大家揪住了批判，怎么办？冬去春来，他依旧没回华西。

　　1968年，华西的农田建设粗具规模，社员分配显著增加，好多户住进了新盖的瓦房。此时，吴仁宝更加惦记从小一起放牛的穷兄弟阿龙，决定再去嘉兴走一遭。不少人劝他：“算了吧，他是出了窑的砖头，变不回来啦！”但吴仁宝却说：“咱们走的是共同富裕的路，可不能让一个人掉队呵！”他来到嘉兴，找着了阿龙。晚上，两个人在一个被窝里倾心长谈。吴仁宝谈了他俩一起当放牛娃时的苦难生涯，谈了眼下华西发生的巨大变化。阿龙听着听着，心动了，决定先回去看看。

　　不久，阿龙独自一个悄悄地回到华西。他发现，华西果真变了样。一大片七高八低的田平整了，一排排新瓦房盖起来了，行行树木一片葱绿：水利工地上，社员们干得热火朝天！他又感动，又惭愧，回到嘉兴，把铺盖搬了回来。

　　他原来担心，回华西少不得要挨一顿批，却没想到吴仁宝给他开了个欢迎会，还给他盖起了新瓦房。阿龙感慨万端，逢人便说：“还是社会主义大有奔头！”从此，他精神抖擞地投入了建设新华西的事业；运肥施肥，他用的是大号粪桶；平田整地，他的泥担比别人装得更满。大家都说：“阿龙变成另一个人啦！”……像阿龙这样的事例，在华西可以说俯拾即是。正是像阿龙这样众多的华西农民，让吴仁宝懂得了农民需要的是什么，社会主义应当怎么搞。我想，当着《创造新生活的人们》一旦在人民日报上刊出，有关华西的宣传将会卷起一股新的旋风。我热切地等待着。然而，春节到了，却不见动静；过了春节，依然无声无息。我再也憋不住了，便直接给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李克林打电话。我万万没想到，李克林劈头第一句话竟是：“稿子出不来了。”她接着说：

　　“我这里收到一大把人民来信，大部分是江阴寄来的，还有南京寄来的，都说华西是个假典型。”放下电话，我一下子懵住了。华西干社会主义明明是真刀真枪，怎么会变成“假典型”呢？不久，我那儿也收到了人民来信，除了指责华西是“假典型”的外，还有威胁和谩骂记者的。有一封从江阴寄来的信指责我“不遗余力地为假典型吹喇叭”，“决没有好下场”。南京、北京的许多媒体也纷纷收到指责华西的人民来信。当时的新华总社社长曾涛，则收到了从中纪委转来的信。他在信上作了批示，要求马上派人调查。

　　新华社派出最得力的记者到华西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华西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先进典型！

　　不久，这一场“假典型”风波的来龙去脉终于“浮出水面”：其根子乃是少数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和分歧。

　　谣言的传播往往快似旋风，而要消除其影响，却总如蜗行牛步。尽管新华社的调查很快为华西恢复了名誉，但是许多媒体对华西的宣传从此却采取了特别谨慎的态度。《创造新生活的人们》那篇通讯，被永远打入了冷宫。报纸上几乎看不到华西的报道。记者难得去了，参观者也日见其少，往日人潮涌动、熙熙攘攘的景象消失了。那光景，真个是“门庭冷落车马稀”！

　　应该说，这一场风波对吴仁宝的打击是沉重的。1979年秋天，我再度去华西，一见面谈到华西的冷清景象，吴仁宝先是淡然一笑，接着便埋头一个劲地抽烟。

　　我发现，他的笑容里分明含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压抑和苦涩。蓦地，他抬起头来，目光灼灼地望着我说：“没啥人来，也好，我们可以集中精力抓生产。我历来主张闷声大发财。”接着，他凑近我耳朵，悄悄说：“过几年，你再来看吧，我保证华西大变样！”一晃，三年过去了。1983年深秋，我又来到华西。呵，吴仁宝说到做到，华西果真大变样了！田野里，一排排苍翠的水杉林护卫着一方又一方平展展的粮田；宽阔的水泥路伴随着笔直的水泥沟渠，贯穿田间，四通八达。村西，连绵的绿树簇拥着一柱柱巍峨的烟囱和一座座高大的厂房。村子中间和东头，整齐的农家新楼，漂亮的影剧院，古色古香的农民宾馆，都掩映在香樟树的浓荫里。

　　吴仁宝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华西村的路越走越宽了。村里采取“母鸡下蛋”的办法，先后办起了以冶金、纺织、有色金属为主的几十个工厂，全村95％以上的劳力投入了工业生产。在副业上，他们通过专业承包，形成了千头猪、千头羊和万只禽的养殖规模。工副业的崛起，为农业的发展铺平了路，促进了农业的专业化、机械化和社会化，粮食亩产连年超一吨。1980年，华西的工农业总产值超过了一亿元，成了江苏省第一个“亿元村”。1982年，华西的人均分配达到800元，绝大多数农户住进了新楼房，家家都有电视机和洗衣机……华西变了，变得更富了，更美了！

　　晚上，皓月当空。华西笼罩在水银般迷人的月光里。我信步走出农民宾馆。只见在月影婆娑的樟树荫下，一群群青年团团围坐，正兴高采烈地谈论什么。原来，他们在学习，讨论，在谈华西的未来和自己的前途。

　　小伙子们告诉我，此刻，在那些灯光明亮的大楼里，都有人在学习和讨论；像他们那样的学习组，全村有36个，学政治，学文化，学技术。华西的“学习周”制度，是老书记吴仁宝提出来的，到现在已经坚持一年多了。这两天大家讨论的题目是：华西富了，大家有什么新的想法？

　　这题目把我吸引住了，我也加入了他们的讨论。

　　农民是质朴而坦率的，他们并不忌讳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有的姑娘说，日子好过了，想把嫁妆办得阔气点，洋气点；有的大嫂子说，想暗暗地跟人家比一比，看谁家的存款多；有的小伙子说，若是每星期能看到三场电影，假日里再到西湖、黄山去旅游，该有多快活！然而，更多的人说，吃了果子不能忘记树。没有三中全会以来的好政策，哪来华西的好日子！大家提出，日子好过了，一不能忘记国家，二不能忘记集体，三不能忘记左邻右舍……多么可爱的华西村，多么可爱的华西人呵！我思潮滚滚，久久难平。第二天一早，我投入了紧张的采访；华西人爱国家、爱集体、爱兄弟单位的感人事例，一桩桩，一件件，记满了我的采访本。我找到吴仁宝，笑着说：“华西的宣传已冷了好几年了，这一回是不是该热一下了？”吴仁宝深情凝视着我，深深吸了口烟，对我幽默地一笑，说：“你真的敢写？”我即刻想起了那封指责我“决没有好下场”的匿名信，不由得哈哈大笑。

　　12月6日，我写的通讯《富裕农民在想什么》，经人民日报农村部副主任季音精心编辑，在人民日报二版头条，以通栏三分之一的版面刊出。人民日报毕竟是中央党报，起着引导舆论的作用。

　　就这样，一花引来百花香，华西终走出了舆论的寒流，再次迎来了姹紫嫣红的春天！

　　半个世纪来时刻追求的梦想

　　《富裕农民在想什么》这篇稿子，由于其特殊的作用，在吴仁宝心中的分量很重很重，以至于几十年来，我写了那么多华西的稿子、包括那篇震动全国的《农民爱这样的社会主义》，他都很少提到；惟独这篇通讯，他却始终念念不忘。每当向别人介绍我时，他总是不忘加上一句话：“在华西最困难的时候，是他帮了我们大忙！”我清楚地记得，就从这篇通讯发表以后，在采访时，吴仁宝对我几乎是无话不谈了。特别是一有美好的计划、方案和设想，哪怕刚刚在心头酝酿，他总忍不住要提前告诉我，征求我的意见；他那喜滋滋的神气，恰如一个刚怀上孩子的母亲，巴不得别人同她一起分享孕育新生命的激动和喜悦。

　　1985年一个夏日的傍晚，我在华西采访结束后，准备回南京。

　　吴仁宝到宾馆来看我。他望着西边天上被落日烧红的晚霞，深深地吸了口烟，沉思片时，忽然笑眯眯地对我说：“明年你再来采访时，我打算在我们的农民公园里接待你。”我大惑不解：“什么？农民公园？”他笑了：“是的，农民公园。我想造一座农民公园。”我不胜惊异。造公园，历来是城里人的事；农民造公园，这实在是开天辟地从未有过的新鲜事。我不禁脱口而出：“农民也要造公园？”“是的，我伲就想造个农民公园。”吴仁宝一字一顿，说得果断有力，“城里人有公园，为啥乡下人不能有自己的公园呢？城里人可以在公园里谈情说爱，我伲乡下的姑娘和小伙子也该有个约会的地方。”想不到一年后我再度去华西采访时，华西的农民公园已经对外开放了。看到那九曲桥上一座又一座造型别致的“长寿亭”，外来的参观者无不啧啧称奇。就连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也在华西的农民公园留连忘返，合影留念。黄昏，灯影朦胧，水波荡漾，公园里不时飘出青年农民喁喁的情话……江南黄梅季节，阴雨连绵不断。一天，吴仁宝指着屋外淅淅沥沥的小雨对我说：“城里下雨，走在柏油马路上可以不穿胶鞋，乡下就麻烦了。这些天，我在思量，华西能不能做到下雨天不打伞呢？”“下雨天不打伞？”我大为惊讶，“这恐怕城里人也难做到！”“我想，事情要么不做，要做就要超过城里人！”吴仁宝豪情万丈。

　　半年后，一条纵贯全村南北的半公里长的走廊在华西问世了。这以后，那富有民族风情的走廊犹如蜿蜒的长龙，在华西村各处延伸，日积月累，竟绵延十多公里，把华西村的住房、商场、宾馆、工厂、公园全连接起来，四通八达，总长度竟超过了闻名中外的颐和园的长廊！吴仁宝还让村里自学成才的画师赵望高将全套的《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和《西厢记》的连环画绘在长廊上，把长廊打扮得花团锦簇。如今，下雨天在华西村里行走，无论跑到哪儿，都不必打伞。春日，坐在华西村的长廊上，对着沾衣欲湿的杏花雨，静静地观赏那一幅幅生趣盎然的图画，谛听着田野里杜鹃一声又一声啼叫，在陶然沉醉之中，你会觉得美丽的华西村美得真像一首诗！

　　吴仁宝向我预告的那些奇妙的构想，总是那样出人意料，然而每一件事又总是办得出奇的美满！

　　上世纪80年代末，吴仁宝对我说，到1991年华西村建村30周年时，他要让那些为建设新华西出过大力、流过大汗的老人乘上飞机看看华西的新面貌。对于吴仁宝的许诺，我早已深信不疑。

　　可是，乘飞机看华西，同乘汽车看华西毕竟不是一回事呵！然而，到了华西建村30周年的日子，吴仁宝果真从硕放机场租来一架直升飞机，让30多名老人乘了上去。

　　这些老人做梦也没有指望自己这辈子还能坐飞机，上天宫。他们从天上看到华西一片锦绣似的兴旺景象，一个个高兴得热泪哗哗地流个不停……时隔不久，吴仁宝又对我说，他有一个意愿，搁在心里好多年了，一直放不下，看现在是不是到了该实施的时候了。我问是什么意愿，他凑近我的耳朵美滋滋地说：“我要让华西的农民家里都有小汽车。”我说：“太好了！你们有的是实力，但不要一步到位，可以分期分批地实施。”吴仁宝连连点头。1993年3月30日，第一批50辆捷达牌桥车组成的长龙，从东北长春一路浩浩荡荡开到华西，一时震动大江南北。中国农民拥有轿车的新篇章，在华西揭开了！

　　这以后，吴仁宝又说，华西农民在国内已游览了不少地方，下一步该出国去观光开眼界了。

　　1994年春，华西农民果真圆了出国梦。全村300多户农民，每家出一个代表，参加村上组织的农民出国旅游团，到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游览了十天。

　　多年来，吴仁宝心里一直藏着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要对农民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他不止一次对我说，千百年来，“农民”两字始终是和一个“土”字紧紧联在一起的。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农民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了。

　　城里人有的，农民也要有；城里能办到的，农村也要办到。这话就如一根闪光的红线，把吴仁宝的一生贯穿了起来。改造农村，改造农民，这就是他半个世纪以来时刻追求的梦想！这些年来，他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了填平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鸿沟么？（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