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穷爸爸向富豪求助能解决多大问题

　　穷人刘福成，为了女儿的性命，先后给6位“中国富豪”写了6封求救信。对他来说，这6封信就是他的6个希望，而每一个希望的实现都会改变他在重症监护室的女儿的命运。到目前为止，刘福成还没有得到一位富豪的回音。

　　写给社会救助的“批评信”

　　除了道听途说的6位富豪，刘福成还应该向以下一些部门和机构写求助信，它们才是刘福成最该求救的对象。

　　刘福成首先要向当地民政部门写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开篇即道：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

　　刘福成可以给各类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写信——给妇联写信，因为刘福成的妻子作为一个母亲，无力帮助自己的孩子摆脱困境，需要“娘家人”的支持；工人有工会，农民有村委会，村委会对刘福成的状况知根知底，完全不必等刘福成写信，就应当主动地伸以援手。

　　刘福成还该给大大小小的慈善机构写信——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但刘福成知道6位富豪的大名，知道向这些富豪写信或许能获帮助，却不清楚这些民间慈善机构的存在。

　　失助农民刘福成没有把希望寄予社会救济体制和专业救济机构，其实“批评”了那么多社会救济机构的不作为，而把责任转嫁在6位富豪身上。（四川省成都市毕舸）

　　求助富豪折射政府责任缺位

　　如果不出意外，相信这些求助信已经或将陆续到达这6大富豪之手，那么一道难题就摆上了他们的案头——救或不救？

　　如果没有回音，其实并不意外。富豪自然有富豪的忧虑：穷人那么多，一旦开了口子，求助信就会雪花似飞来，到时候如何收场？何况，富豪也有富豪的难处，看看中国的富豪榜上那些瞬息间消失了的富豪，就知道在中国富豪并不好当。这种担忧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救助穷人弱者本是政府的责任，现在政府某些职能缺位叫富豪来顶替，既不合理，也不合情，因为富豪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他能帮得了所有的穷人吗？尽管富豪也该有同情心，也有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人生使命，但其主要职责却是管理好企业，为社会创造财富，解决就业问题，以税收回馈社会。

　　穷人无钱看病，本应向政府求助，可这位父亲首先想到的却是国内的富豪，这足以说明政府基本责任缺位已经很久了，以至于百姓都忘记了它的职责。这是可怕的苗头。如果百姓有了问题，相关部门及时伸出救援的手，我想这位农民不会首先想到向富豪求助。 （青岛财经日报王伟）

　　富豪不是“救命稻草”

　　“救”还是“不救”，对富豪们来说，是个两难选择。几万元钱对一些富豪来说，不过是一顿饭、一瓶酒，九牛一毛，但这个“救与不救”，却远不是几万元那样简单。这大概也是富豪们没有给刘福成回音的重要原因。

　　对富豪来说，他们最大的责任就是依法经营、依法纳税，富豪们缴纳的税收，是一种全民财富，它应当用来为全民提供福祉。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为国民服务，也包括为刘福成这样的穷人解除后顾之忧，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富豪不是穷人的“救命稻草”，当公民有难时，首先伸出援助之手的，应该是政府，而不是富豪。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说过，企业的唯一目的应该是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让资产最大化。通过各种措施，有利于企业资产最大化，是美国慈善机制的最大特点。而国内还远远做不到这点。

　　走投无路的刘福成，先是向亲戚朋友求助，接着向富豪求助，却终究没向政府求助。不求政府求富豪，让政府的社会保障制度、医改、慈善制度，感到异常尴尬。 （山东省淄博市解本友）

　　“私人慈善基金会”有多远

　　 刘福成向大富豪求助，其内心深处是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一种心理仰视，他渴望得到这些“上人”的“施舍”与帮助，然而事实能如他愿吗？

　　在中国，私人慈善基金会是一个比较罕见的业态，在2005年之前，私人慈善基金会在国内是不存在的，最大的慈善机构是中华慈善总会，这种“福利政府”式的慈善机构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慈善需求，可同时也极大的限制了个人尤其是富有群体的慈善渴望。

　　直到2005年8月，民政部批号“001”的首个国家级私立基金会———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才在深圳成立，随后一些地区也零星地出现了几家私人慈善基金会，可反响都不是很大。吉林农民刘福成写给六位富豪的“求助信”再次让笔者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到了“私人慈善基金会”上，私人慈善基金是以组织化专业化的形态出现，一边捐赠钱物，一边通过投资让基金增值，最终达到良性循环的目标，从而让更多人受益。我们渴望更多富豪涉足“私人慈善基金会”的行列，相信那时富豪们看见的就不是一封封“求助信”，而是“感谢信”了！（江苏省南京市蒋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