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1月23日《华商晨报》报道，吉林省梨树县贫困农民刘福成为给女儿看病，近日向施正荣、刘永行、黄光裕、陈天桥、鲁冠球、丁磊等国内六大富豪写信求助，请求他们伸出援助之手，救救自己的孩子。他女儿的先天性心脏病已经耗尽他跑了53户借来的6万多元。他说求助中国富豪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他不想再麻烦乡邻亲戚了。
“老百姓也不富裕，我不想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负担”——从农民刘福成这句淳朴得
让人辛酸的话中可以看到，写信向富豪公开求助，绝非出于一种狡黠的舆论绑架，而是一种善意的无奈。他清醒地认识到，向社会求助会给社会带来负担，但深切的父爱让他还是决定向社会求助；他又体贴地考虑到“老百姓也不富裕”，这种道德负担对他们可能是很大的压力，于是想到了中国富豪，也许他想，对于那些中国最有钱的人来说，救助一个人可能算不上多大的负担。
这是一个弱者让人动容的良苦用心，一个父亲让人辛酸的道德衡量，他想选择一种让社会负担最小的慈善来挽救自己女儿的性命——真的不忍心指责这份善良的无奈，但职业理性告诉我：虽然不幸境遇令人同情，但选择向富豪公开求救的方式非常不妥。
虽然这种公开求助绝非出于道德绑架，但事实上已经把那些富豪推上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在求助信的公开召唤下，在舆论“火辣辣”的目光下，富豪回应还是不回应？捐还是不捐？不捐的话，富豪自然逃不脱“为富不仁”和“见死不救”的指责。捐的话，可谁能保证这种求助的真伪呢？更重要的是，如果这次求助得到了回应，必然会形成一种求援的路径依赖，以后谁有困难，都会想到向富豪求助，中国有多少人需要帮助？富豪的家底够不够捐？这封公开求助信只能加剧穷人和富人的矛盾。
更重要的是，在写信向富豪公开求助中，以施善者为主体的“行善”已经演变成一种以求助者为主体的“索善”，让可能的施善者陷入被动，慈善已经变了味儿——爱心本是主动奉献的，爱心能力也是有限的，如果被强制性地过度开发，爱心资源就会枯竭——与对社会爱心的过度开发相对，写信向富豪公开求捐，这是一种对慈善资源的盲目开发。
现代公益理论早已表明，对于富豪身上蕴含的慈善资源，只能以志愿捐助信托基金为中介进行开发，一个富人再有钱，另一个人再穷，穷人也缺乏向富人直接要求财富的道德资格，中间必须有一个合法的慈善中介——富人向中介捐钱，穷人向中介求助。
体贴“老百姓也不富裕”，不愿意给社会爱心带来负担，如此良苦用心使刘福成避开了对社会爱心的过度开发，但他以为富豪钱多就不会有什么负担，就可以公开求捐了，则又走进了“盲目开发”的误区——到底是什么的缺位，让老百姓陷于对民间慈善资源“过度开发”和“盲目开发”的僵局中？
□曹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