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决生命的“大法官”

　　跨入狗年新春，中国抗癌协会副主席、天津肿瘤医院主任医师、肿瘤病理专家张连郁，已经在显微镜旁工作44个春秋了。新春时节，年逾花甲的他回顾44年的特殊从医生涯，特别是去年两次铭心刻骨的诊断经历，不禁感慨不已。

　　显微镜下的福尔摩斯

　　癌症是夺人性命最凶恶的疾病之一，而确定人是否患有癌症乃至病情和预后状况如何，最关键的环节、最可靠的依据是病理诊断，就是将可疑的细胞组织取出，进行定性与诊断。因此，肿瘤医院的病理科无异于许多人眼中的“鬼门关”，而操显微镜的病理科医师，就是纤毫之间定“乾坤”的人。

　　张连郁1962年从天津医学院毕业后，一直从事肿瘤病理诊断工作。44年来，他为国内外近70万人看过细胞病理片并作出诊断。在全国同行中，他是看细胞病理片最多、从业时间最长的人。张连郁深知，尽管业内允许有极小比例的误诊率，但百万分之一的误诊率，摊到求诊者身上也是百分之百。凭借着这样的认识和觉悟，凭借着多年潜心研究并反复实践练就的深厚功力，他保持着极高的诊断准确率，被誉为“显微镜下的福尔摩斯”。

　　2005年栽的“大跟头”

　　去年年初，张连郁接到会诊任务。患者是位中年患者，多项检查都认为其患有腹部恶性肿瘤，并被推上手术台。其腹部被切开后，手术医生把病灶处细胞组织作少许切除，速冻后送到张连郁的显微镜下。患者开着肚子在手术台上“晾着”，有关人员一遍遍催促，这个病理诊断刻不容缓，最后张连郁作出符合原诊断的报告。手术按原定方案进行，患者的部分肠道作了切除，还做了腹部造瘘，就是废除原有肛门，改在肚子上挂了个“粪兜”。此举对于的确患有腹部恶性肿瘤的患者，无疑是“舍卒保车”的必要之举，而偏偏这例手术的诊断和治疗都错了。

　　经后来的诊断，患者病灶处细胞组织是炎症，经一般性治疗症状消失。张连郁这次是栽了个“大跟头”，遭遇到他从医生涯前所未有的“滑铁卢”。虽然对患者及时进行了修补手术，摘除其腹部“粪兜”，恢复了原有肛门的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患者的损害，但他一连几十天寝食不安。“是我的过错，我的过错啊！”他不断地这样引咎自责。

　　“否定诊断”救了一条命

　　再说张连郁的“一得”，这令他欣慰。一位老年患者被诊断为胰腺癌，这是癌症中病情最为凶险、治疗难度最大的一种。又是与上次相同急迫的情形，又是须他当即拍板定案。他凝眸于显微镜下的微观世界，于纤毫之中捕捉可疑的点点滴滴。偏偏又是那最难诊断的细胞类型。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墙上钟表滴滴答答的轻微声响，像重锤般地敲击着他的心。这里没有癌细胞，再看看别处，虽然可疑却没有不可推翻的理由可以认定。张连郁精神高度紧张，浑身大汗淋漓，胸前区也隐隐作痛。“不是，确实不是！”他在内心里作出了否定的诊断。手术医生和有关部门一遍遍地赶到病理室，众人屏气凝神于这位胖老头，等待着他这位“生命大法官”最终的“判决”。十几分钟就像漫长的一天，只见他的右拳重重地砸在桌子上，作了不是胰腺癌的最终诊断，并郑重地在新的诊断书上签上名字。

　　诊断过程中，张连郁已知自己的心脏病即将发作。签字后，他再也支撑不住了，高大的身子重重地仰倒在地板上，失去了知觉。它被送往胸科医院急救，院方几次下了病危通知书。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诊断，患者经一般性治疗很快出院。当欣喜若狂的患者及家属到张连郁的办公室去拜谢时，才得知前面的一幕。患者及家属急欲前往胸科医院探望，谁知他已嘱咐：一律不准告知病床号，一律不接待任何人探视，更不接受任何酬谢。患者及家属感动不已，环视着挂满墙壁的面面锦旗，声泪俱下…… 姬培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