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关村盗版调查：跨省网络五级批销(组图)

　　千余名“两怀人员”（怀孕妇女和怀抱小孩的妇女）主要向过往行人兜售盗版光盘，是批销网络的第一层级。

　　“老九”与另外3人同是批销盗版光盘网络的第二层级，为中关村的1000余名游商提

供货源。

　　程氏兄弟是批销网络案中第三层级。抓捕时，在程大的房间里当场缴获了各种盗版光盘6700多张。

　　程氏兄弟的姐夫李某是批销网络的第四层级。22天内，李某从马姓女子处进货约76700张。

　　■新闻背景

　　国家扫黄打非办公室近日公布了2005年督办的9起重点案件，包括北京“4·2高压缩DVD批销网络案”，安徽省破获的最大一起盗版图书案，江西非法光盘生产线案等，江西的光盘生产线是除广东以外，我国境内一次查获非法光盘生产线数量最多的案件，共4条，其中一条是双头生产线。

　　据了解，2005年全国各级“扫黄打非”部门加大对案件的协调督办力度，依法查处了各类案件5000多起，查办督办20多个大案要案，其中已审结的有7大案件。在“2005打击盗版音像制品专项行动”中，各地收缴非法音像制品5000多万张。

　　今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2006年“扫黄打非”工作日前确定。

　　目前春季战役已打响，网上“扫黄打非”等为今年工作重点。

　　盗版DVD五级批销网络

　　广州的调查显示，马姓女子的银行账号上每天的流水账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专案组根据多方证据判断，马姓女子就是李某的上线，此批销网络的第五层级。

　　“要光盘吗？”

　　2006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八下午，一名怀抱小孩的妇女在中关村附近来回游走。在她周围，几名孕妇和怀抱小孩的妇女向过往行人重复着同样的话。

　　“街头游商真是打而不绝、打而不灭。”北京市海淀区文化委员会主任、扫黄打非办公室主任惠远霖说，其中原因可以归结为“三难”

　　———取证难、人员处理难和跨地域办案难。

　　去年1月到4月，海淀区扫黄办组织公安、文化部门，经过对近千名游商的跟踪调查，查清了横跨北京海淀、朝阳及广州市的五级批销网络，为剖析游商打而不绝的深层次原因获取了第一手资料。

　　1月17日第十九次全国“扫黄打非”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由海淀区扫黄办组成的此案专案组被授予“有功集体”。

　　这个名为“4·2高压缩DVD批销网络案”当场一次抓获60多人，收缴盗版光盘4万余张，其中盗版、淫秽高压缩DVD2.7万余张。这是近年出现的新盗版产品，其对音像市场造成的冲击超过普通DVD、VCD数倍。

　　“山猫行动”盯紧中关村

　　曹钊，中关村大街派出所一位有着20多年警龄的老民警，2005年1月27日，他和同事郭文军一起走进了代号为“山猫行动”的专案组。

　　“山猫”，取其目光锐利、行动敏捷之意，此次行动出击的目标是一种新型盗版光盘———高压缩DVD.此前，这两位民警都在便衣队，一直在中关村从事打击街头兜售盗版光盘、假发票等非法活动。

　　“全国看北京，北京就看中关村。”业内人士如此描述中关村盗版光盘泛滥的状况，而这正是“山猫”盯紧这一地区的原因。

　　中关村电子产业的密集程度众人皆知，最集中的地区是以海 龙 大厦为中心、四环路一号桥到黄庄路口地带，不到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经营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的电子商厦有10家，扩大到3平方公里就是14家。

　　“其他小的经销商就无法统计。”海淀区文委著作权管理科科长刘宏伟说，在此环境下，兜售盗版光盘的游商从1994年、1995年左右就开始出现，虽经多年打击仍数量众多。

　　中关村、秀水街成了每年中美贸易谈判必提的两个地方。“前几年我的桌子上经常有一堆美国大使馆、众参两院关于中关村盗版光盘问题的提案。”刘宏伟说，这给他们造成了很大压力。

　　而在多种盗版光盘中，新型的“高压缩DVD”为害更烈。

　　“大约是2004年的八九月份在市场中出现”，国家扫黄办市场监管局助理巡视员毛小茂告诉记者，高压缩DVD，就是指在一张DVD的碟片上压缩存有多部电影或者多集电视剧，可通过DVD机直接播放出来。

　　相对简单的数据压缩技术在压缩的同时，图像和声音效果大为下降。而“高压缩DVD”在“压缩比”上有所进步，使声像的压缩比例比一般压缩盘合理，其图像质量大致相当于VCD的水平，存储量却是VCD的8-12倍，如此，便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买一套2碟装的盗版压缩《中国式离婚》，只需要10－14元，而正版DVD《中国式离婚》则在226元左右。

　　据公开报道，受盗版高压缩DVD冲击，我国音像出版的集中地广东的音像制品，2004年的销售额与2003年同比下降了60%. 2004年12月，全国扫黄办的负责人到海淀调研时，希望海淀在打击高压缩DVD的生产和销售方面有所作为。

　　2005年1月底，海淀扫黄办组织协调公安、文化部门，抽调公安民警和行政执法人员10人，正式成立专案组，行动的切口就是中关村大街街头的游商们。

　　谁在指使她们？

　　“两怀人员”（怀孕妇女和怀抱小孩的妇女）是街头游商的主力。

　　据海淀区文委不完全统计，这样的游商在中关村一带有1000多人。

　　“她们大多从中关园拿货。”通过前期工作，民警曹钊已经初步摸清光盘的来源。

　　这是位于北大东门外的一个小区，靠近海 龙 大厦，地理位置有便利之处。当时，这里已被确定是拆迁小区，还有3户平房住户没有搬走，无法施工，平房周围的废墟成了藏盘之所，下水道、垃圾桶里都藏了光盘。

　　一段时间后，专案组观察到，中关园的门口始终有一穿皮夹克男子注意着进出人员，非常警惕。

　　专案组了解到，这是街上拉活、兜售光盘的“两怀妇女”的丈夫们或其他男性，他们在中关园各出入口放风，一直散布到海 龙 大厦、太平洋大厦。

　　此外，还有一个骑车在中关园周边和各出入口巡视的“哨头”，其任务是统领其他的放风男性。

　　这些人除了望风放哨外，还负责为街头的妇女补充货源和转移财物，并且保护她们，民警郭文军有一次亲眼看到，城管人员在街头收缴光盘时遭到了这些男子的围攻。

　　海淀区扫黄办主任惠远霖说：“这些卖盗版光盘的分工明确，组织严密，具有明显的团伙化趋势。”

　　这些两怀妇女显然只是这个网络的第一层级，是谁在指使她们？中关园内还有什么？

　　跨地域的五级批销网络

　　2005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初九，朱玉京带着望远镜和摄像机爬上了中关园北边一栋六层高的水塔。

　　这位年轻人是海淀区文委市场所工作人员，也是专案组的成员。

　　“专案组专门购买了器材，准备对这个窝点进行全方位的观察。”朱玉京说，在水塔顶上，看中关园内一目了然。

　　在他的镜头中，经常出现一个35岁左右的男子。

　　此人与出入中关园的众人显有不同：头发打得光亮，外着西服，从来不沾盘，不当场参与分钱，但总在周围出现，而且还发号施令。

　　跟踪查访表明，此人绰号“老九”，与另外3人同是批销盗版光盘网络的第二层级———为中关村的1000余名游商提供货源，负责统领街头放风男子的“哨头”

　　也是受其雇用。

　　数天后，“老九”的上线也出现了———一人驾驶银灰色摩托车，另一男子也经常驾车到中关园。他们也从来不碰光盘，一般是在到达之后先警觉地在周围转上一圈，10分钟之内，便有一辆运货的车辆到达。

　　“这两个人非常有反侦察经验。”民警曹钊说，他们在路上经常是以40到50迈的速度行驶，如果一辆车一直尾随肯定就被发现，而且经常会突然在半路掉头，或返回原地停车。为免打草惊蛇，专案组经过近10天的跟踪，才确定了他们的据点。

　　这是在朝阳区来广营乡关庄村的一条死胡同内，离村庄东边500米，西边200米，是个车辆开不到的地方。而且，陌生人进入非常容易被发现。

　　为了接近胡同，民警郭文军3月上旬抱了一捆大葱化装成菜农进入村内，了解到此两人为两兄弟，经常骑银灰色摩托车的是程三，另一人是其大哥程大。

　　程氏兄弟正是批销网络案中第三层级。抓捕时，在程大的房间里当场就缴获了盗版光盘和盗版高压缩DVD6700多张。

　　顺藤摸瓜，专案组很快掌握了网络案的第四层级，便是程氏兄弟的姐夫李某及其妻子。

　　2005年3月9日，李某夫妇带着他们不满周岁的孩子到位于东华门某物流货运场取货，从发货单可以看出，货物来自广州一马姓女子。

　　根据发货单上的地址，民警曹钊到广州进行了调查，22天内，李某以服装名义从马姓女子处进货24次，总重量767千克。据办案人员测算，每千克重的光盘数量是100张，总计约76700张。可以查证的是，李某至少向马姓女子的交通银行汇款15笔共计33.7万元。

　　广州的调查显示，马姓女子的银行账号上每天的流水账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一般是上午进账，下午银行下班前取款。专案组根据多方证据判断，马姓女子就是李某的上线，此批销网络的第五层级。

　　从2004年大雪纷飞的冬季到2005年树吐绿叶、春暖花开的4月，专案组拍摄了60余盘录像带，从海淀到朝阳，从北京到广州，查清了这个兜售盗版光盘、高压缩DVD的批销网络。

　　60人只起诉1人

　　2005年4月2日，海淀区扫黄办决定采取统一行动，对5个层级的兜售、批销人员同时采取措施。

　　当天，公安、文化部门共出动警力、行政执法人员220余人，对海 龙 大厦、太平洋大厦周边、中关园、朝外二条动手，抓获批销网络成员60余人。

　　其中，第三层级的程大由于当场被查获的光盘和高压缩DVD数量较多，达到6700多张，目前已经被检察机关批捕。

　　但这是此案中惟一被起诉的人员。据民警曹钊说，另外还有5个人被处以15天的治安拘留，老九等4人被处以刑事拘留，其他人员传唤、盘查了24小时之后都被释放了。

　　“取证还是太难了”，专案组成员说，尽管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在实际工作中发现他们是一个有组织、有分工的批销网络，但因在证据上难以达到法律要求，无法追究多数人的责任。

　　首先是难以在现场查获能够定罪数量的光盘。

　　刑法规定，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或违法所得2万元以上，或者销售500张（盒）

　　以上，属情节严重，才可以按非法经营罪处罚。

　　此案中，行为人大多采取小量、频繁交易的手段，当天第四层级的李某处只搜到了100多张光盘。而已经销售的光盘，要达到法律规定的500张，现实中，很难找到足够的购买人出具证言。

　　如以金额论处，也难以证明嫌疑人的汇款就是盗版光盘的交易。

　　在没有其他证据的印证情况下，专案组在侦查阶段拍摄的视听资料，往往只能作为案件侦破或者审理的辅助资料，不能作为直接证据。

　　广州的马姓女子在22天时间内给此案的第四层级北京的李某发货767千克（767千克的光盘约是76700张），专案组调取了货运站的原始记录，跟踪拍摄了李某夫妇的取货经过，也有李某夫妇的口供，但却没有证据证明这几十箱以服装名义发运的货物就是光盘，因为无法当场将每箱光盘打开以证明是盗版、淫秽光盘。

　　并且，李某夫妇也承认在20多天内，向他们的下家程氏兄弟批售了7万余张盗版、淫秽光盘，但由于程氏兄弟不承认，致使无法对李某夫妇的贩卖行为进行法律认定。

　　高压缩DVD难题

　　取证难、人员处理难是打击盗版、侵权、淫秽光盘面临的共性难题，而新出现的高压缩DVD又给扫黄打非工作带来了新的难题。

　　海淀区文化委著作权管理科科长刘宏伟说，高压缩DVD的兼容性模糊了电子出版物和音像制品的界限，是用《电子出版物管理条例》认定为电子出版物，还是用《音像市场管理条例》认定为音像制品？

　　而且其大容量还冲击了刑法的相关条文，2004年，两高的司法解释规定，侵权复制数1000张（份）以上，可以追究刑事责任，而高压缩DVD一张可以容纳传统VCD8到12张的内容，在实践中，是将高压缩DVD算一张还是算8到12张？如果算一张，其造成的侵权危害是等于8到12张普通VCD的，却在事实上放宽了法律规定的限制，这是另外一个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

　　而在现实中，由于正规的音像出版业中类似产品数量很少，给盗版高压缩DVD留下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2月8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复制司复制处相关人士说，高压缩DVD在技术上并没有对其进行限制，因为不是什么创新技术，国内一些音像制作发行单位为应对盗版高压缩DVD，2005年春节以后已经开始制作高压缩DVD产品，但经过压缩的DVD质量不如普通DVD，而且数量也非常少。

　　国家扫黄办市场监管局助理巡视员毛小茂了解到的情况是，目前一些教育类的节目制作已经开始使用，因为这类节目不是进行画面欣赏的，主要以传播知识为主，对画面质量要求不像文艺类节目那么高。

　　文艺类、故事类节目不使用高压缩DVD主要在于这类节目的制作成本较高，如果用了高压缩DVD，本来可以卖8到12张盘现在只能卖1张，会加大成本。

　　而盗版光盘没有制作成本，才会大量使用高压缩DVD，冲击音像市场。

　　两个月下来，专案组成员感觉到，“两怀人员”好像是从事兜售盗版、淫秽光盘的“必备资质”，运输和销售过程中凡是能够追究法律责任的环节，都是由“两怀人员”实施。

　　这个案件中，北京地区总批发李某的妻子是哺乳期妇女，其下级程氏兄弟每次向中关园发货，都是先由两名怀孕妇女将货搬上出租车，押货的都是明显的怀孕妇女，或是没有怀孕的妇女在半路上接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孩抱着作为道具。到了中关园，又由老九的怀孕妻子负责分发给兜售的两怀妇女。

　　2005年4月2日，中关村大街派出所的民警郭文军尝到了两怀人员的“厉害”。

　　那些怀抱小孩的妇女一言不发，任凭办案人员如何发问。时间一长，孩子开始哭闹，又说渴又说饿，“其实，大人用手指在孩子屁股上一掐他们就哭了。”郭文军说。

　　为了照顾这些孩子，民警只好去买奶粉和方便面，当天郭文军一人就给孩子们买了10袋方便面。

　　“而在盘问过程中，不时有人送小孩给那些没有抱孩子的妇女，谁也不清楚到底是不是她们的孩子，但孩子来了就哭就闹，我们也是被弄得没有办法。”最后，留置的时间一到这些人员都被放走了。

　　专案组的工作结束以后，郭文军又回到了中关村派出所，走进了继续打击街头游商的行列。他说，尽管有重重困难，但这是不得不打的一场仗。[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