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穆旦在1973年给友人的一封信里说，“回想起在上海李家的生活，我在1948年有一季是座中常客，那时是多么热闹啊。靳以和蕴珍经常相互逗笑，那时屋中很不讲究，厨房是进口，又黑又烟熏，进到客厅也是够旧的，可是由于有人们的青春，便觉得充满生命和快乐。汪曾祺、黄裳、王道乾都到那里去。每天下午好像成了一个沙龙。我还记得巷口卖馄饨的，卖到夜里12点；下午还有卖油炸臭豆腐的，我就曾买上楼，大家一起吃。那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可是人呢？想起来不禁惆怅。”
上海李家，指的是当年的淮海坊59号巴金家，蕴珍就是巴金的夫人萧珊。这是上世纪70年代回忆40年代，穆旦惆怅的主要是岁月的酷烈，把亲爱的脸庞一一带走。但是，现在，我们是连巷口馄饨摊和油炸臭豆腐也要一起惆怅了，至于诗人，诗人那仿佛是一个古典的概念了。
其实上世纪80年代上海还有很多诗歌人口，大学校园里的比例最高，路上十个人，三个写长诗，其余写短诗。但是这十个人走了一些年，一个个拐了弯儿，九个成了总经理，剩下一个董事长。想起来似乎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当年聚集在大学后门，聚集在画家村的许多朋友还可以寄生在社会中，吃吃学校大馒头，喝喝房东自来水，互相鼓励说：“我不相信！”但是，渐渐的，房东的自来水开始收钱了，学校的大馒头也涨价了，大学后门被改造了，画家村被遣散了，扯破嗓门，诗歌也没有了回音。真的成了“死亡诗社”，我记得当年在师大的最后一次诗歌活动是，毕业典礼后，各奔东西前，诗社的男女生在毛主席像前席地而坐，唱了整整一宿的歌。全部喝醉了，有一个男生清晨回宿舍时，走进了学校的荷花池，被人救起来以后，跟人说了声“我要回家”。
想起俄罗斯经济最萧条的时候，昂贵的普希金的诗集还是有饥饿的人排队等着买，书店里的那些蒙尘的诗集真是要哀叹自己命运不济了。满书店都是“穷爸爸”“富爸爸”之类的书，满书店都是哈佛耶鲁的素质教育指南，而这些书，是从前的诗人写给将来的诗人看的。这是中国，也许其中的惆怅会有一点点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