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殃》让作者遭殃

　　对于逾越创作自由边界，侵犯了他人名誉的作家，无疑应该予以惩罚和制裁。但是，由谁来设定创作自由的边界？是由作家们自己来设定，还是由作家所描写的生活中的原型来设定？

　　给作者带来麻烦的《人殃》一书

　　2005年12月，湖北大学63岁的教授涂怀章被武汉市武昌区法院一审以诽谤罪，判处拘役六个月，该案因涂怀章创作的一部小说《人殃》所引发。

　　写作和出版小说，也会构成犯罪？！这一案件无疑具有标志性意义，虚构人物与现实人物一旦发生某种程度的关联，如果生活中的原型提出侵权之诉，依据法官的判决，作家就有可能构成诽谤罪。记者近日专程赴武汉，对这起国内外媒体普遍关注的小说诽谤案进行调查。

　　《人殃》面世引发纠纷，作者一审获罪

　　小说《人殃》描写的是20年前发生在“两江师范学院”的一桩公案。奉行“与人斗其乐无穷”人生观的学院负责人曾闻，以清查“给江青写效忠信”为名，勾结死党，煽动群众，猛整桀骜不驯的青年教师喻唯山。喻唯山受到一系列的政治迫害和精神折磨，但他没有屈服于淫威，而是进行顽强的抗争并取得了胜利。

　　《人殃》面世后引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方面有学者、文学批评家誉其为“新反思文学”不可多得的力作，因为它深刻揭示了高校“窝里斗”的现实，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知识分子历史遭际和未来命运的反思。然而，与此同时，作者所在的湖北大学的一些老同事，以及当年主管该校的个别领导，却纷纷对号入座，认为书中写的是他们，作者歪曲历史、捏造事实，诋毁丑化和侮辱其人格，多次组织上访并向法院提起诉讼。

　　不可否认，《人殃》中的一些人物描写确有瑕疵。比如，对整人者的描写刻画过于阴险歹毒，有发泄仇恨、积怨之感，倘无亲身经历者，难以置信。

　　2004年10月10日，武汉市委宣传部原部长、武汉市民政局原副局长和市新闻出版局原局长兼党委书记、湖北大学原副校长、原宣传部长等13位自诉人，联名向法院提起侵权控诉。武昌区法院一审以证据不足，裁定驳回起诉。然而，自诉人提出上诉，武汉市中级法院将该案发回重审。

　　2005年5月8日，武昌区法院重新组织合议庭审理此案，12月6日，一审法院终于作出《人殃》作者有罪的判决。

　　如此对号，作家创作自由何存

　　实事求是地说，《人殃》作为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非常真实地记叙了高校这个典型环境中发生的典型事件，深刻刻画出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从中不难读出现实生活中原型的影子。

　　自然，作为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文艺作品，不可能没有生活的影子。正如齐白石先生在论述艺术和现实的关系时所言：“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艺术贵在似与不似之间。”

　　原告方指控，作者涂怀章在《人殃》中，采用谐音、名字变形、事实锁定等方法，将《人殃》中的人物转换为现实人物，然后捏造虚假情节栽赃于人物身上，从而达到诽谤的目的。

　　应该说，原告方的指控倒也无可厚非，谁作为道德品质恶劣人物的生活原型，被写进小说，被人在背后捣脊梁骨都不太好受。但文艺界有关人士认为，在将小说人物当成现实生活中人物，将小说的情节和语言，作为诽谤证据的时候，被诽谤对象，其指向必须非常明确，而且具有排他性，否则，任何一个有类似经历或姓名存在类似谐音的人，包括同名同姓的人，都可以对号入座。如此一来，作家的创作自由就荡然无存，现实主义文学将从此被终结。

　　“罚”伤其类，作家自危

　　法院的一审判决在当地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判决被公开报道的第5天，该判决成为湖北省作协例会上的热点话题。作家们讨论之热烈，情绪之激昂，为数十年来所少见。

　　湖北省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刘醒龙说：“小说最大的特征就是虚构。既然承认《人殃》是一部小说，就不应该将虚构的东西作为判案的证据。否则，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将随时面临犯罪的指控。作品中每个被贬损的对象，都可能有人对号入座。文学创作，如何能够进行？”

　　湖北省作协主席、著名文艺评论家王先霈代表省作协发表两条意见：首先，希望司法机关能注意到这是一部小说，是文学作品，所有由作品本身产生的纠纷，主要应按照文学的规律，用文学批评的方式解决；其次，希望双方能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

　　武汉市作家协会对此案一审判决结果的反应更为强烈。他们在网上发布文章说：“想不到在新世纪里，竟然会发生这种因文学作品而遭受诉讼、身陷牢狱、令人齿寒的事件！”

　　谁来设定创作自由的边界

　　作家们的愤怒不难理解，然而法律不只是专门为了保护作家的创作自由而设立的，同时，它还要保护公民的人身、名誉不被他人任意侵犯。对于逾越创作自由边界，侵犯了他人名誉的作家，无疑应该予以惩罚和制裁。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创作自由的界限在哪里？由谁来设定创作自由的边界？是由作家们自己来设定，还是由作家所描写的生活中的原型来设定？

　　在诸如此类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有业内人士建议，关于小说侵犯名誉权纠纷，还是应该依靠民事法律来调整。对于用刑事手段介入小说侵权之诉，应从严谨慎掌握。如果司法界、文学界和社会公众，能以此案划分出创作自由和公民名誉保护的边界，能在这两者之间求得某种平衡，这无论是对于繁荣文学创作、保障作家的创作自由，还是对于节约司法资源、保护公民名誉，都未尝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