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价赔偿金碰撞法律死角

　　经过一年多的官司与纠纷，今年2月9日，依据法院的二审判决，死者蔡佑兰的儿子李朝晖终于拿到8.6万元赔偿金，虽然判决同样认定长沙市公交公司应对蔡佑兰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但赔偿金从一审的20余万元跌至二审的8.6万余元。遭此变故的惟一原因就是蔡佑兰是农业户口。

　　悲剧在清晨降临

　　2004年10月27日早上，蔡佑兰从湖南大学楼牌口路段上了106路公共汽车，她就坐在司机周某后面的座位上。当车行至湘雅路老百姓大药房站时，前面有两辆公交车仍在下客，于是驾驶员向左拐超车出站，刚超过两辆公交车，迎面又来了一辆大车，驾驶员不得不猛将车向右一拐，周某突然听到后面几位乘客喊“停车！”周某扭头往后望，发现蔡佑兰倒在车内，不省人事。

　　随后，乘客们边要驾驶员停车，边跑到蔡身边。此时蔡右侧卧地，不能动弹也不能说话，听到乘客们的叫喊声，只睁开了眼睛。乘客们要驾驶员马上把蔡送往医院，但驾驶员没有离开座位，坚持将车开到新河终点站，但蔡仍未苏醒。此时，周某拨打求救电话，接着公交车公司派人将蔡送到长沙市第一人民医院。次日下午，蔡停止了心跳。

　　家属上告法庭请求赔偿

　　对于蔡佑兰的死亡原因，长沙市第一医院的诊断结果为：高血压性脑出血并脑疝。

　　在医院救治时，公交总公司为蔡支付了1614.7元医药费。随后，蔡的家人与公交总公司协调善后之事，但没结果，其家人一筹莫展。目击者说：“在驾驶员猛打方向盘时，蔡佑兰摔出了座位，脑袋撞在地上……”

　　2005年3月，李朝晖等人将长沙市公交总公司告上了雨花区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等费用36万元，并赔偿精神抚慰金2万元。

　　2005年6月，雨花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2005年6月13日，雨花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被告赔偿原告各项费用19.7万元，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1万元。其中，死亡赔偿金为17万余元，被抚养人生活费为1.7万元。

　　户口在农村赔偿锐减

　　一审判决后，长沙市公交总公司不服，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今年1月4日，长沙市中级法院作出二审判决。该判决认为，长沙市公交总公司对蔡佑兰的死亡必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同时认为，在核算蔡的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时，应当参照农村居民的标准，因为一审时是按照城市居民标准核算的。由此，二审判决公交总公司赔偿蔡费用总计8.6万余元。赔偿数额减少的原因是：蔡佑兰系农业户口。

　　李朝晖及父母的老家在益阳市赫山区龙光桥镇，1989年李朝晖到长沙就业，1994年李的户籍迁入长沙市。李朝晖介绍，到长沙后，母亲户籍虽然没有迁入长沙，但跟他住在长沙已经10多年了。李朝晖对母亲死亡因农业户口而锐减赔偿十分不解。他表示，为维护自己的权益，他正在准备材料向有关部门申诉。

　　法律工作者的期盼

　　案件判决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议。湖南汇辰律师事务所的王健律师认为，本案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计算，一审所依据的法律文件是2003年12月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间的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

　　而在二审中，死亡赔偿金的计算以死者的户口为标准，将其区分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然后计算赔偿数额。按此计算，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死亡赔偿金数额相差极大。以本案为例，死亡赔偿金相差12万元。

　　而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的刘教授认为，目前我国还存在一些法律的死角和空白，社会的公正和法律的公正尚不能完全和谐统一。就像本案所涉及的户口问题，就是一个历史因素。所以，保护这些人的合法权益，立法维权刻不容缓。

　　本报实习生 张颐佳 记者 熊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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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籍制度的变迁

　　我国户籍制度的变迁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1954年 中国颁布实施第一部宪法，其中规定公民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

　　1955年6月 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全国城市、集镇、乡村都要建立户口登记制度。

　　1956年、1957年 国家连续颁发4个限制和控制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文件。

　　1958年1月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或农村居民在城镇打工或定居，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并不低于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这样的流动人口已经达到1.4亿。国家公安部正在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拟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界限，探索建立城乡统一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同时，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作为落户的基本条件，逐步放宽大中城市户口迁移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