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为何要交辞职书（图）

　　新闻当事人：濮存昕

　　采访记者：张英

　　濮存昕53岁了。他自豪自己在这个年纪还能拥有成型的腹肌，他的遗憾是：“过了45岁，白血病捐献骨髓的事我做不了。”

　　作为北京“人艺”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院长，濮存昕却发现自己3年来“一事无成”。2003年4月11日，濮存昕被北京市委任命为北京“人艺”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院长。当院长不到4个月，在抗非典之后他参加的第一出戏《北街南院》上演当天，濮存昕就向上级递交了辞职书，同时通过电子邮件告知全剧院。辞职书交上去以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同意，也没有拒绝，上级单位没有任何答复，他的辞职请求到现在也没有得到批准。

　　现在，濮存昕只想做一个单纯的演员。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也不容易。

　　只在做个单纯的演员

　　记者：2005年，你在话剧上投入精力非常多，《雷雨》、《李白》、《万家灯火》、《茶馆》几个戏都有你的角色，这样频繁的演出，角色转换吃力吗？

　　濮存昕：一点不吃力，因为不是新的创作。每场演出都是一种总结、完善。去年4月份，在演《李白》的时候，我的从容感是从来没有过的。每天都是充满着兴趣创作，每一天每一天地和李白相逢，去反复体会这个角色。这个过程就像吃好菜，要吃好几口才过瘾。

　　记者：几年前，你曾说过话剧没好产品。你现在的看法呢？

　　濮存昕：因为文化产业在我们所有剧团面前都是课题，根本没有成功的经验。所谓的成功经验都是一时一事的，比如独立制作，还有民间制作的一些戏剧，包括在上海我们策划的《雷雨》。更多的是演完就完了，真正对市场产生深远影响的，品牌也好，剧目也好，没有产生过。

　　记者：最近几年，戏剧一直处在尴尬的状态，缺少能走向世界的戏，没有什么戏让老百姓奔走相告，为什么？

　　濮存昕：也不是，我们剧院的《茶馆》应该说是走向了世界，去年底在美国演出，过去在欧亚很多国家都演出过，受到好评。但应该说从时代的要求来讲，好作品还很少，也有体制上的问题，比如电影与电视创作的整个机制上，有优化组合的可能性。它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汇集整个专业层面里最好的人才，一起做一件事情，但话剧现在还不行。

　　也不是说现在没有特别好的剧，有，但是不多。有些好作品，因为演员的退休、离去，有时使得这个戏就没法演了。我们演的《鸟人》，林连昆老师现在病了，那三爷的角色就没人演，不可能有别的演员顶上去，所以那戏就没了。

　　记者：有人评价你，作为演员，你在舞台上已经做到最好了，正处在黄金年龄。

　　濮存昕：听到这种评价，我很悲哀。因为我心目中，前辈在我脑子里的高度，我们是不可逾越的。而且我们40多岁的时候，一点成就感都没有。没有人认为我们是对的，没有人认为我们行，我们只是尽演员的责任，一点点去做。

　　现在突然间有了高树悲风、不胜寒意的感觉，那种感觉很糟糕。怎么对待我们今天“人艺”的青年的力量、中年的力量？没有任何人来肯定这件事情。

　　能排戏的导演，缺了

　　记者：“人艺”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尝试，比如“人艺”创办了“实验剧场”，开始做一些实验戏剧。

　　濮存昕：“实验剧场”也不是我推动的。林兆华推动现代的、有实验性的戏，早在《绝对信号》就开始了，但长期以来对于林兆华实验性的那些戏剧观念，“人艺”方面基本上是一种否定的态度。一个剧团的灵魂，最重要的核心力量是导演。导演的核心力量是抓剧本、抓素材、抓写作、抓制作。

　　目前，“人艺”的瓶颈是导演。我最寄予重望的林兆华已经退休，就剩任鸣和李六乙。任鸣的问题是近年来他排的戏都不是特别的精彩，这都是可以公开说的，我认为不太精彩，有他近年来的生存状态问题。李六乙是太超前的一个导演，作品有很多独到的东西，但只能小范围地被接受，很难进行商业运作。

　　从我个人来讲，我40岁以后的进步是从林兆华开始的。他给予我一些表演观念，他对于我的一些艺术指导，和我通过他对于现代艺术的一些了解，使得我突然间就多了一手。我除了传统的表演，从夏淳、从我父亲、从剧院的写实或现实主义的戏里面来的那部分东西之外，“哦，我还能这么演戏！”

　　记者：林兆华现在并不是“人艺”的艺术总监？

　　濮存昕：我的提议既没有得到上级的支持，也没有得到“人艺”领导层的赞同。我对他们说，能不能先试试？把以前的个人恩怨抛开，林兆华也快70岁了，给他5年时间，让“人艺”有一个发展，这5年中间我们磨合，看着能再做点什么。

　　最后我发现什么都做不了，用林兆华有人不同意，让某些人辞职走人也不行。一天到晚开会，围着文件转，天天都是这些事。然后我就变成了曹禺，变成了于是之，你们不知道，他们后半生在领导岗位上精神其实是很痛苦的。

　　法人代表，没人当了

　　记者：你苦恼的其实是体制问题？

　　濮存昕：现在全国院团体制改革没有形成环境。造成的结果是，在我们人才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不敢大动干戈。但是你的机制没有，就永远没有人才。

　　记者：你有完整的改革方案吗？在上任前，没有和他们沟通交流过？

　　濮存昕：没有完整的计划、方案，“人艺”的问题摆在明处，所有的人都清楚，但是没有人正面承认。比如，我们能不能灵活用人，形成进进出出的机制，甩掉那些不合适“人艺”的多余人员，引进那些需要的人。人才应该流动起来。于是之老师曾说过，“我最苦恼的事情就是，怎么样让剧院办成剧院，而不办成机关。”

　　虽然我负责主持工作，可是我不能做主，也做不起这主。我当院长的前提必须是我得按照我的意图工作，你不按照我的意图工作，我可以不干，所以到现在我都没有签法定代表人的那个文书。因此北京“人艺”现在没有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还是已退休的刘锦云。如果现在北京“人艺”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事故，比如着火这种事，实际上是没有人负责的，这个现状很危险。“‘人艺’的现状实际上是一锅粥，濮存昕你跳到这粥里去搅和，就会被这锅粥淹死。你想把这锅粥的汤倒了，重新煮，根本就不可能。”

　　记者：你是不是太悲观了？

　　濮存昕：我想到一个老者，他的病体，怎么去挽救？只能去性交杂交出一个儿子来，不可能万寿无疆。这就是自然之道，文化之道。鲁迅过去了，你还说中国怎么生不出一个鲁迅来？就是生不出来。我们后来不过生出一个钱锺书、巴金，之后出一个王蒙、陈忠实来。

　　记者：就这样放弃，是不是太轻率？

　　濮存昕：我就是想做我想做的事。坚持我的观点，坚持我的态度，坚持我对这件事情的判断，这才是认真负责的态度。没人理解我。领导们现在知道了，濮存昕跟他们唱的不是一个调。他们想改造我，但改造不了我。他们要我不要和林兆华合作，要和其他导演合作，目前我还做不到这一点。

　　院长，做不动了

　　记者：你不想当这个院长，很多人都想做。

　　濮存昕：这个院长并不是我去要的，领导觉得，濮存昕这人没有大毛病，戏也演得不错，有知名度。现在看我真的是有大毛病，说真的。

　　我二楼开完会，上三楼排戏，我真的背不下来词儿，多痛苦呀！平时我跟这些演员相濡以沫，心贴心，但是你当了院长，站在这位置，“哟，院长来了！”他们刚才站在那里说着话，全部打住。我很不喜欢这个感觉。演员做工作就是表达角色生活很微观的心理过程，可是我带着满脑门子官司，这种关系那种关系协调，矛盾的解决，一看到这演员，集体利益啊，剧院利益啊，个人利益啊，人家说“放我一马，我想到外面拍电视剧去”，我不同意，然后我还要跟他们一块演戏，怎么演？没法演！

　　一切都和我想的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剧院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一岁一枯荣”这是我曾经在一个采访中说的，说完这句话我哭了，碰到秋天了。

　　记者：在这种状态下，您想当逃兵了。

　　濮存昕：就跟李白似的，非庙堂之器，不是这块料。鲁迅他也不参加党派，他也不参加团体，他根本不愿意负那责任。弘一法师扭头就走，出家了。

　　我曾有一个噩梦的主题，就是堕落无底的深渊，身体在压力的剧变中膨胀，直到一身冷汗地惊醒，我现在有身处悬崖之感，我很害怕“人艺”毁在我手上的恶名。所以我必须放弃，必须结束了，你别挂个院长名，徒有虚名还在招摇，还在那儿做梦。

　　记者：或许，有时需要漫长的等待，才能够实现目标。

　　濮存昕：你要想这么干事，一定得有一种激情，也可称作是英雄主义情怀，这是一种信仰的冲动。现在，我不愿意痛苦，我是一个对自己很在乎的人，不是一个特别无私的人，所以让我完完全全能够舍身去做，我做不来。

　　记者：一提表演你就眉目放光，一提当院长你就很累。

　　濮存昕：马上暗淡下去了，这是我人生中的“败笔”。太失败了。我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者，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就退到原点。我的一生中最要紧的职责是演员，而演员的创作主体是自我，是生命本身精神的质量，是兴趣热爱和投入。

　　濮存昕扮演的鲁迅神形兼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