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主播再次感化在逃嫌犯:向菲自称走在法律边缘

　　今天凌晨零时20分，28岁的江苏小伙儿吴建良在中央广播电台神州夜航栏目女主持人向菲最后的陪伴下，被带上警车，送进西城公安分局看守所。十几天前，他因酒后与人争斗，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明天江苏警方将赴京押其回苏。本报记者亲历跟踪，记录下吴建良最后的心灵救赎。

    千里迢迢来京自首

　　昨天下午3时30分，向菲和电台总监办副主任魏胜利就坐在办公室里，焦急地等待一名从江苏远道而来、请向菲帮助其自首的在逃犯罪嫌疑人。向菲最为人熟知的是在此前一年里，先后说服辜海军、袁炳涛、余昭明三个在逃嫌犯投案自首，吴建良是第四个。向菲告诉记者，为了消除吴建良的忐忑不安，从前晚开始，两人便不停地短信联系，6天来互相发了几百条短信。“向菲姐，我该怎么谢你？”“你好好过以后的每一天，将来出来，结婚典礼我给你当主持人。”“他来了！”下午6时，吴建良给向菲发来短信，告知已在台门口了。向菲和魏主任赶忙跑出门，只见马路对面缓缓走来个年轻男子，上穿黑色防寒服，下穿棕色裤子，脚下一双旅游鞋，提着旅行包。向菲早早伸出手微笑着等待。“向菲姐，您好！”浓眉大眼、面容清秀的吴建良显然还有些拘谨和忐忑，说话声音很小。

　　酒后斗殴闯下大祸

　　考虑到吴建良的身体状况，向菲和台领导先安排他吃晚饭，还特意点了北京烤鸭。

　　在向菲和吴建良交流的6天时间里，两人对案情说的并不多，更多的时候像在拉家常。“阿良和前面三个人不一样，他们都已经厌倦了逃亡，而阿良打来电话时才刚刚出事，他还没有开始逃亡，他内心的矛盾和压力更大。”在饭桌上，吴建良回忆着自己并不清晰的记忆：“2月15日晚，我受朋友之邀到夜总会玩，七八个人喝了十瓶洋酒。结账离开时，我走在后面，出了门就看到朋友与另一群人争吵起来，我上去帮朋友，感觉有人打了我一下，我当时真的喝多了，一边掏出水果刀挥舞，一边喊着‘别过来’，后来的事我记不清了。第二天我听朋友说对方一个人被扎到了大腿动脉，送到医院后失血过多死了。我当时怕极了，躲了起来。后来我想到了向菲姐，我想她能帮我做个决定！”2月21日中午，吴建良拨通了向菲的电话。而在一年前的这一天，正是辜海军投案的日子。向菲说，其实吴建良找到她时已经想自首了，但他下不了决心，就好像蹦极一样，有的人不敢跳就需要有人推一把。

  　最想在看守所踏实睡一觉

　　从出事之后，吴建良再没回过家，也没给父母打过一个电话。想到自己的父母朋友，吴建良忍不住泪流满面。接到向菲电话的刑警很快赶到，简单询问一下情况后，将其带回刑警队做笔录。向菲则一直在左右陪伴。对于自己的选择，吴建良显得十分坚定。经过一天一夜的颠簸，他最希望的就是早点做完材料，到看守所里能踏踏实实地睡上一觉。

　　今天凌晨零时许，吴建良在笔录上按下手印。江苏警方也传来一份协查通报，在逃的吴建良已经被网上通缉。3名民警连夜将他送到看守所里，上车前，向菲帮他拉好防寒服的拉锁做着最后的叮嘱。

    向菲：我走在法律的边缘

　　5个月前，记者采访向菲劝说余昭明自首时曾问她，如果再有第4个怎么办，向菲坚定地说她不会推卸责任。但当第四个真的出现时，向菲产生了一个沉重的想法：她好像走在法律的边缘。

　　“其实在劝说辜海军之前，节目组还收到了一封来自新疆但没有具体地址的信。写信人潘天亮初中时因一时冲动杀了人，逃到新疆后在好心人的资助下上了中专，自己又到北京上成人大学,最后又回到新疆工作。我们专门做节目劝说他投案，但他最终来信说还是打算逃。我现在觉得自己行走在边缘。我和嫌疑人的关系更像是朋友。劝说如果没成功，而我又没在第一时间向警方报案，致使嫌疑人继续逃亡，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谁该承担心灵救赎的使命

　　这么多在逃人员需要心灵的救助是向菲始料不及的，每劝说一个嫌疑人自首，她都要耐心认真地倾听、小心得当地说服，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今后更多的人找上门来，她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家人和领导也越来越担心她的个人安危。向菲困惑地说：“这个事不是我一个人或电台能够大包大揽下来的，应该由谁来承担？”

　　一年时间里，4个人求助于向菲并最终自首，在他们背后，肯定还有更多的在逃人员在观望、在犹豫。事实证明，他们是可以被说服和争取的，他们对心灵救赎的需求可见一斑。这样一个沉重而艰巨的工作应该有人来承担起来，恐怕这是留给有关部门的一个更艰巨的工作。（本报记者孙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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