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调解人”善做“和事佬”

　　人民调解归根到底还是“人”的工作。六约模式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效，很大程度上源于长期以来培养造就了一支责任感强、业务精通的专业化调解员队伍——

　　专业“调解人”善做“和事佬”

　　保证调解书都经得起检验

　　走进六约人民调解工作室，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整齐划一，规范有序。墙上清楚地记载着人民调解的相关程序以及调处纠纷的进度表，取阅架上放着各种相关资料。而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靠墙的一排大书柜中按各居民小组编排，分门别类制作的各类调解协议书，包括劳资纠纷、侵权性纠纷、生产经营纠纷、重大突发事件等等。在这里，“依法办事，服务群众”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实到调解工作的每一个细节中。

　　“我们这里的调解协议书是区司法局统一制定的，我们在调解案件过程中，严格按规范进行记载，保证每一份调解协议书都经得起检验。”调解员黄永忠指着统一制作的蓝色封皮人民调解协议书告诉记者。

　　六约的人民调解工作，有一套严格的规范制度。首先是受案规范。调解委员会把直接受理的纠纷在“民间纠纷登记簿”上登记后，对不太复杂的案件指派调解员直接进行调解；对复杂的纠纷则利用调解室进行调解。二是调处规范。每一纠纷的调处都做到了有询问笔录，有调查笔录，有调解协议书。三是移交规范。对难度较大，多次调解无效的纠纷案件，制作“协助调处申请书”，加盖社区调委会印章后，再移交上一级调委会进行调处。最后是档案规范，每一纠纷的文书材料都及时整理归档，一案一档，装订成册，入档保存。

　　依法调解才能令人信服

　　六约社区调委会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回忆起早年的事，干了10多年调解工作的老村长陈仕荣仍记忆犹新。“那时候我既当村长，又做调解，忙得每个星期只有周日才能休息半天，整天不着家。”

　　到了1990年，由于事情实在太多，六约村委会决定设立2名专职调解员，这也是六约专业化调解队伍的雏形。

　　到今天，六约已有9名调解员，其中专职调解员5名。他们中的4人达到大专文化程度，平均年龄35岁左右。“前一段我们几名调解员，还参加了区司法局组织的培训。有了更多的法律知识，调解起来就更胸有成竹了。”调委会主任李胜强说。

　　调解组长陈志雄对此也有同感。这位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的本地青年，经过7、8年的摸爬滚打，已经成长为经验丰富的“调解人”。“我们现在所处的是法治社会，作为一名调解员，要不断学习更新文化知识，熟练运用常见的法律法规，这样才能树立调解员在群众中的威信，确保依法公正调解纠纷。”

　　陈仕荣向记者说起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90年代初，他负责处理某鞋厂工人触电死亡的工伤事故时，死者家属从老家请来的律师开口就索要46万元的赔偿。陈仕荣当即根据法律规定的赔偿标准进行反驳。对方见陈仕荣也精通相关法律，只得表示愿意坐下来协商解决，最终双方确定以6.8万元的赔偿额了结了这一纠纷。那位律师临走的时候，对六约调解员的法律水平赞不绝口。

　　随着时代的发展，除了传统的港台企业以外，一批来自欧洲、澳大利亚的外企也纷纷进驻六约。为适应“国际化”的需要，六约从深圳大学英语专业的应届毕业生中招募新人，充实调解员队伍，应对涉外调解的需要。

　　取得群众信任是基础

　　从法律角度讲，调解是群众自愿选择的一种解决矛盾纠纷的方式，调解员的调解行为并不具有强制的约束力。因此，调解员要顺利开展工作，首先必须树立公正严谨的形象，取得群众的信任。

　　“为了保证调解的公信力，我们规定调解员不得随意进厂，干扰其正常生产，也不能有随便与工厂负责人喝茶、吃饭以及其他交往密切的表现；到厂里进行调解，必须有2名以上的调解员；如果调解员与当事人一方有利害关系，必须回避……”调委会主任李胜强这样说道。

　　“我们刚介入矛盾纠纷时，一些群众往往会心存戒心。我们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在一点一滴的具体工作中树立人民调解员的公正形象，消除群众心中的疑虑。”陈志雄也有同感。“不久前，一家工厂的几十名工人因不满工厂的一些做法，准备到劳动部门上访。我们接报后赶到现场调解，但工人最初不愿和我们接触，不管如何劝说，工人们都不予理睬，后来，见我们当场对工厂管理人员的不当行为进行指责，站在公正的立场为他们说话，才使他们消除了戒心。”

　　正是凭借这种公道正派、不偏不倚的办事作风，六约调委会赢得了越来越多群众的信任。在一家企业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王先生对调委会的工作竖起了大拇指：“六约调委会的工作真是没得说。不管群众带着什么样的怨气，什么样的难题过来，他们总是‘一杯热茶，坐下来慢慢谈’，毫无半句怨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