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都市人的困惑：靓女给流浪汉送饭被讥笑

华南师范大学社会学专家、心理学专家、博士生导师张敏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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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社会学家、博士生导师刘祖云教授。

　　专题策划 吴斌 专题撰文 时报记者 祝勇 薛冰 朱小勇

　　专题摄影 时报记者 巢晓

　　近几天，“学雷锋”热潮遍及街头巷尾，当人们按照雷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幸福观去做好事时，他们是否真的因为帮助了别人而感到幸福呢？据了解，前段时间，有关机

构对国内10大城市展开市民生活“幸福感”调查，结果广州城市生活幸福感排在倒数第一。

　　在广州生活工作的人们，真的不如中小城市那么幸福么？时报记者前日特邀中大和华师的有关专家，结合发生在市民身边的一些个案，进行一场“广州都市人幸福心态大剖析”，我们希望通过与专家的对话，让都市人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启示，找到自己的幸福感。

　　个案一：靓女给流浪汉送饭被讥笑

　　30多岁的赵小姐是海珠区一家写字楼的白领，谈起助人为乐，赵小姐很有感触。她说自己因为想帮助别人而被同事误解，现在还被当成笑话在单位传。

　　她介绍，公司有时候要加班，都会为员工准备盒饭。去年10月份的一天，公司剩下了一些盒饭没人吃，赵小姐想到附近天桥经常有流浪汉，就想拿着剩下的盒饭去给他们吃。没想到提着盒饭走到门口，就碰到几个同事，他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她。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赵小姐至今还觉得不好意思：“同事用鄙视的眼神看着我，说我这人怎么吃完了还要带走公司的盒饭，感觉太那个了。我赶紧解释原因，没想到同事听了竟然大笑起来，有的说我好天真，有的说我不正常，有的干脆说我很会编借口。”赵小姐说，当时自己拿着盒饭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十分尴尬。最后干脆把盒饭丢下匆匆离开，而这件事如今常被同事们当作笑话谈。

　　困惑：现在真的不能和陌生人讲话吗？

　　专家：帮助别人能获得社会认同感

　　赵小姐十分不解地感叹，小时候老师和家长都教导我们要像雷锋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时候我们真的也愿意那么做，并且做了好事被表扬的感觉也很好，是有一种“幸福感”吧。

　　但如今走入社会，却发现社会现实与书本上的教导离得越来越远。走在街上，看到有孕妇在天桥上跪下乞讨，不要轻易相信，想那可能是骗钱的；看到有人被车撞摔倒在地，不要去管，因为那可能是敲诈的；看见有人问路，不要随便搭讪，因为可能是设好骗局的。

　　“我现在真的变得不敢和陌生人说话了！”赵小姐说，如今走在街上，无论是谁叫她她都不会理，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去管，除了工作上的事，其他时候绝不和陌生人打交道。不过，她觉得心里总有些失落。

　　专家指出，帮助别人为什么会幸福？这是因为，帮助别人的人会获得一种“社会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让自己的满意指数大增，从而达到一种更高的境界，产生幸福感，这其实就是雷锋幸福感的来源，也正是中国传统的“积善成德”的观念的体现。

　　对每个正常的中国人来说，由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积淀，都崇尚和谐，助人能促进和谐，如今要构建和谐社会，更需要大力倡导“雷锋幸福观”，要让社会形成风气，积极助人为乐并因此产生幸福感，令整个社会互助和谐。

　　从理论上来说，无论什么时代，什么经济体制下，能帮助别人，都会觉得幸福。因为人活着有一个社会认同度，都习惯按照社会认同去做事。雷锋是这样，现代人也是这样。

　　个案二：白领月薪近万仍感觉不到幸福

　　袁小姐目前在天河区一家外资企业做翻译工作，月收入近万元，是位名副其实令人羡慕的白领丽人。袁小姐说，来广州工作之前，自己是在江西南昌一所高校做老师，由于觉得生活太清闲和不满意每月2000元左右的收入，所以南下广州。虽然工资是翻了几倍，月收入过万，但袁小姐似乎更怀念以前在南昌的生活了。

　　袁小姐告诉记者，其实来广州之前，自己也想过这里的工作压力和生活节奏等方面会紧张得多，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够接受这些变化？但是过多了穷日子的她还是抵不住高薪的诱惑，毅然到广州创业。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袁小姐每天朝九晚五，虽然工作似乎很有规律，但是因为经常要接待客户，应酬吃饭，而且一个星期至少要出一次差，工作生活的节奏很快，压力也大，每天都感觉处于忙碌之中。

　　袁小姐说：“以前我是无聊得不知道如何打发时间，现在却是自己可支配的时间太少了。连我父母过来看我，我都没有时间陪他们。

　　有时候觉得，还是生活在南昌舒服，一个星期上三天的课，剩下的时间都是自己的，生活节奏和工作压力都不大，虽然收入不多，但衣食无忧啊。那个时候，和家人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很多，那种感觉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不错。现在收入虽然多了，但感觉失去的同样很多。”

　　困惑：在大城市生活不如小城市幸福？

　　专家：需求越大获得幸福感难度越大

　　袁小姐感慨道：“一个人的幸福感不是由金钱收入来决定的，虽然在广州能赚到不少钱，但也许10年之后，我还是会回到家乡，在一个相对宽松舒适的环境里，做我自己最想做的事情，那才是最幸福的感觉。”

　　另外，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会听到有人感叹：过去计划经济年代，虽然工资没多少，但不用整天为钱发愁，日子反而过得安逸，如今收入高了，要支出的东西却更多了，有的人奋斗一辈子就只为了房子，这样看起来，如今的时代反而没有计划经济年代幸福感强烈。

　　幸福具有相对性，一些方面不能简单对比。同时，幸福感是阶段性的，是一种需要的满足，是人们客观要求得到满足后的主观感受。而且这个感受是阶段性的，是一个接一个的，并非永远单一。

　　比如幸福感与地域有关，如果经济发达，人们的欲望也不断提升，拿广州和某个内地城市比，没有可比性，在广州月收入3000元算一般，但在内地城市却已算高薪了；另外，幸福感和个人位置有关，处在不同的位置，幸福感不一样；还和个人的追求有关，你不考虑自身条件，一味地把追求定位得太高，当然就难得到幸福感。

　　而每个人在不同阶段对幸福感有不同需求，人有生存、发展、享受的不同阶段需要，比如当一个人没饭吃快饿死时，给他一碗饭，他会觉得无比幸福；这是生存需要；而一个吃得太饱的人，给他一碗饭不但感觉不到幸福，反而有痛苦的感觉；同时，每个时段需求幸福感的强度不同，社会发展程度高，需求强度大，需求多样化，而满足需求的难度就高；反之亦然。

　　个案三：研究生找不到工作怪导师

　　“为什么我的导师这么无能，你看我的同学XX，他的导师为他找了多么好的工作，可我的导师又为我做了什么？”几天前，广州某高校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黄教授无意间听到自己精心栽培的研究生小云与同学的这番对话，让他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同时陷入深深的忧虑中，难道辛辛苦苦教出的爱徒就是这样回报自己吗？

　　黄教授说，发现这个问题后，他当即与其他教授做了交流，谁知，不交流还好，一交流吓了一跳，几乎所有的导师们都反映他们也碰到过类似的遭遇。导师们说，在广州的高校中，这种“学得不好怨导师学术差、工作找不到怪导师社交无门、科研经费少怪导师兜中寒酸”的研究生还真是存在不少。在他们眼中：“导师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帮着找工作，帮着赚钱！”把导师当作自己走向社会的“万能工具”。可是，这种时刻抱着索取一切的观念的人又怎么能够得到幸福？

　　困惑：学生心情郁闷就用得着跳楼吗？

　　专家：年轻人缺乏感恩心态难感幸福

　　黄教授说，作为导师，我们培养学生，不仅仅要让他们学到自己的学识，更要让他们学会做人，学会以一颗感恩的心去面对社会，但现在的社会这种珍贵的东西太缺乏了，以至于我们单纯的大学生们，也变得如此“市侩”，更不用说社会上一些人了。这也向社会敲响了警钟，怎么将感恩之心扎根到新一代的年轻人中去，让这些中国传统的美德不要因此而缺失。

　　另外，最近几年，经常看到新闻报道今天这里有人跳楼，明天那边有人自杀，黄教授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这么轻易地就选择结束自己这一生呢？难道他们一辈子所有的经历和感受都是痛苦，没有一点幸福和快乐么？

　　计划经济年代，人们对幸福的需求相对较低，所以容易满足，而如今随着社会发展，进入多元化的市场经济，人们对幸福的需求强度大，种类多，所以满足难度高，人们就感觉幸福难以得到。这都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过程，在西方现代化时也有这样的过程，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满足需求过程中不断发展的。

　　专家强调，幸福感是个主观的、不同人有不同标准的感受，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需求。人们应该认识到幸福感的这个规律，并且善于自我调剂，需求目标的确立要现实，如果超越可比性去盲目比较追求，就难以获得幸福感。

　　同时，尤其是现代年轻人要怀着感恩心态看待自己的生活，不要认为什么都是自己应该得到的，什么都是社会欠你的，也不要以为什么都那么容易得到。要想获得成功的幸福，需要一个坚持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但一些年轻人却总是把自己定位很高，老是一下子就成为李嘉诚、成龙，而不考虑自身条件和努力过程，结果遭遇现实考验时，会产生强烈的不幸感，造成心理抑郁甚至导致一些不理智举动。

　　专家建议：利用节日倡导公德和社

　　中山大学社会学家、博士生导师刘祖云教授和华南师范大学社会学专家、心理学专家、博士生导师张敏强教授认为，信仰缺失是导致当前市场经济社会风气恶化、人们幸福感越来越少的原因之一。

　　在计划经济时代，尽管人们的物质生活并不富裕，但他们价值观统一，信仰坚定，人们的言和行能达到一致，并且农村有人民公社，城市有单位，能监督和传播民间公认的道德，人们互助互爱能够得到社会认同，从而获得幸福感；而如今市场经济里，公社散了，单位不管了，人们崇尚“趋利避害”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这符合市场经济法则，但淡化了人际关系，破坏了道德体系、社会良知，人们的价值观变得多元化，信仰多样化甚至没有信仰，言行不受道德约束。

　　比如，有些人既不是党员，也没有其他任何信仰，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不违法就行，行为不受道德约束。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他们简单地以赚钱为幸福目标，而由于自身条件有限，很快发现自己的目标这辈子都无法实现，便陷入所谓的绝望，因为价值观缺失，已经没有了道德上的谴责和督促，他们无所顾忌。因此，当前需要一个载体，让道德观念这些民间约定俗成的东西得到重视和传播，让人们有自己的信仰，在道德上不会无所顾忌。比如西方有教堂，人们每周去做礼拜，做忏悔，并非迷信，而是一种心理上的排解等等。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有的道德传承载体如公社、单位等已经缺乏，在此情况下，通过社会调控机制来传承道德很重要。专家建议，可以把春节、中秋这些节日利用起来，倡导传统道德和社会公德；也可以利用社区，把社区作为传播载体，但由于社区层面低，很多资源控制不了，有待加大发展。

　　委员提议：编制中国式幸福感量表

　　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到底应如何对待人们的幸福感？这个问题也同样引起政协委员和专家的反思。今年广东省两会期间，省政协委员陆大祥在书面发言中提出，无论经济如何发展、社会如何和谐，其标志也在于人民是否幸福以及幸福程度如何，经济发展、建设和谐社会，不能脱离人们的幸福感和幸福指数而空谈。三者应该有机结合。

　　陆大祥委员建议，应从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出发，编制一套适合当今中国居民的幸福感量表，作为GDP的对应指标以及作为和谐社会的指标，从而构建一个和谐幸福的社会。

　　两位专家认为，幸福指数与经济发展相对应并作为和谐社会的指标，这代表了现代人们对幸福感的日益注重，可以理解。但由于幸福感是个相对、主观的东西，要作为一项社会指标，关键要看这个幸福指标怎么制定。可能在操作上难以把握，导致主观成分较多。

　　名词解释：幸福指数

　　在国际社会，测量国民幸福的标准叫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GNH最早是由南亚的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追求GNH最大化是不丹政府至高无上的发展目标。实践的结果，是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不丹，人民生活得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