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难背后——司法腐败浮出水面

　　执行难，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痼疾。从打赢官司者那一声声无奈的叹息，到站在大街上公开标价出卖判决书的悲怆之举，无不折射着司法的尴尬和当事者的辛酸。为破解执行难，司法机关出台了很多办法，如严惩“老赖”，建立执行“黑名单”等等，但效果不甚理想。

　　有人分析，执行难缘于社会信誉制度的缺失，缘于司法强制的乏力。但随着山东省

近年来查办的一起影响较大的渎职案件走向公开，执行难背后的腐败问题浮出水面。可以说，执行腐败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执行难。

　　执行法官站到了被告席上

　　2005年11月28日，原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二庭副庭长邓宁站在了被告席上。检察机关指控其犯有滥用职权、受贿、挪用公款等罪名。

　　1966年出生的邓宁，担任过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助理审判员、青岛市中院执行局执行员、青岛市中院执行局执行二庭副庭长等职务。近10年的法官经历，使她深谙各种法律知识。然而，这样的经历竟使她在邪路上越走越远。

　　据检察机关指控，邓宁犯有滥用职权罪。2002年，北京一家化工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申请执行青岛某房地产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一案，由邓宁负责办理。判决书清楚地写明，要求被执行人B公司交付的工程为“在建工程”，邓宁本应依据判决书的内容予以执行。但是应执行人的要求，她擅自超越判决书内容，出了两份裁定书，将“在建工程”改为“完善工程”。这意味着，被执行人要将本来没有完工的工程建完，再予以交付。两字之差给被执行人增加支出126万元。

　　邓宁执行此案本应到此结束，但是执行人一方又提出要邓宁帮助出份裁定书，将执行来的房产“过户”到案外人C公司名下，这样就可以省去大笔的税费。邓宁出具了第三份裁定书，将房产转到案外人北京C公司名下。而没过几天，C公司要将房产“卖”给青岛D公司，请邓宁再出一份裁定书。邓宁又出了第四份裁定，推翻了第三份裁定，将房产“处置”给青岛D公司。这样，邓宁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非法出具民事裁定书，掩盖了从青岛B公司到北京A公司，再从北京A公司到北京C公司，又从北京C公司到青岛D公司三次转让的真实纳税环节。实际上，邓宁出具的违法裁定，是在帮助房地产公司卖房，而且逃了大笔税费，致使青岛市房地产交易中心为D公司办理土地证时，未能对三次转让的税费进行代收代缴，给国家造成704万余元的税费损失。

　　执法权成为法官牟利的工具

　　据检察机关指控，邓宁还在执行案件过程中，收受贿赂88万余元，挪用公款25万余元进行炒股。邓宁负责一家外资企业的执行案件，总执行额为200多万元。尽管执行难度很大，邓宁还是克服困难帮执行人执行回了全部案款，而且都是现金，应该说下了很大功夫。但在这个过程中，邓宁以自己买房需要钱的名义向执行人借钱，执行人马上将10万元交给邓宁。谁知，邓宁收下钱却写出一张借条并让对方签字，最后还把借条留在自己手里。

　　无独有偶，一次邓宁与这家外资企业的代理人一起吃饭，席间说起要给孩子买一台电脑，故意向人咨询，以此暗示对方。没几天，外资企业一方就将一台价值1万多元的电脑送到了邓宁家。生活上，邓宁追求高标准、高享受，买了多处住房，开着尼桑轿车，这一切令她在法律与权力面前迷失了方向，更失去了作为一名法官起码的职业道德。据了解，此案由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由淄博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此案将于近期宣判。邓宁对自己的辩解是否成立、应该接受什么惩罚，都将由法律来作出最后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