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改革之我见

　　近日，清华大学廉政建设研究所任建明教授，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指出，“公车使用实质上是一种职务消费”，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公车滥用现象，就要对公车进行货币化改革。在最大限度取消公车的同时，政府也要相应地改革公务员的工资制度，在今后步入“汽车时代”后，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此言一出，在公众中引起了极大争议，连笔者也质疑如此改革是否能真的治本。

　　首先，笔者认为，公车货币化改革不但强化了官本位，而且也是一种不公平的分配方式。目前实行此种改革的单位，采用的多是与行政职务直接挂钩的交通货币补贴办法，而不是根据个人的实际公务活动量进行补贴。这就导致行政级别越高，所获得的补助也就越多，有的单位正处级职务的人每月可获得的车补竟高达3000元。如此一来，不仅无形中强化了特权思想，而且严重挫伤了基层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另外，公车货币化改革的结果，就是将公车转化为货币再发放给公务员，这就有了给公务员发放特殊福利之嫌。配备公车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公务员更好地为纳税人服务，公务员按实际公务需要用车是起码的职业道德，可总有一些不自觉的人公车私用。这种错误行为非但没有受到惩罚，实行公车货币化改革反而使公务员又得到了一笔额外的福利。

　　其次，对于任教授提出的另一种改革方案，即“改革公务员的工资制度，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的观点，笔者也不敢苟同。任教授的这种观点颇有些高薪养廉的味道，而且很容易让人理解为，公务员之所以滥用公车是因为他们买不起私车。事实上，许多巨贪本不贫寒，只是由于欲壑难填才疯狂敛财，所以相当多的人对高薪能否真正养廉一直持怀疑态度。

　　最重要的是，公车私用的本质是公务人员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自己谋利，是一种腐败行为，与公务员的工资高低没有必然联系。况且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如果没有严格的制度约束，即使大多数公务员都有了买私车的能力，也不能保证所有人都不再打公车的主意。

　　所以采用货币补贴也好，提高公务员工资也好，都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公车私用。笔者以为，要想根治这一现象，有两条措施必不可少：一是制定严厉的法律规章。乱“市”用重典。公车私用本质上是以权谋私，在国外，不少国家都把公车私用视为违法行为予以严惩。意大利有一位市长因为私用公车，被当地法庭以“侵吞公款”定罪。如果我们的处罚措施也能严厉到足以让违规者生畏，相信没有几个人再敢铤而走险滥用公车。二是公开公车的牌号，建立纪委、媒体和公众等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在法律保障的前提下，如果能建立有效的监督体系，将公车时刻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那么公车私用就不再是问题了。马朝丽 侯新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