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方律师质证一度被法官打断

　　东北网3月29日电　双方律师质证是法庭审判程序中一个重要环节。28日，当原告提供的三名证人祁志刚、都贵发、刘炳华出庭作证时，同仁医院代理律师及院方代表田剑对三位证人进行了质证。因其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与本案无关，被告的质证一度被法官当场打断。

　　质证与案件无关　一度被法官打断

　　10时30分，审理进行一个小时后，祁志刚首先被传唤进入法庭作证。据他介绍，他首先陈述了目睹王建民因无钱治病，惨死在同仁医院的情况。院方律师立即上前询问王建民被先后三次送到医院救治的精确时间。

　　祁志刚说，由于事情已经过了一段时间，而且当时情况紧急，因此时间未必记得很精确。但院方律师仍坚持询问王建民被送到医院的具体时间。随后又提出：“王建民是用担架抬到医院吗？”“他每次都呕吐吗？”“是不是一次比一次严重？”等问题，不给证人喘息之机。

　　尽管第一次出庭作证，祁志刚有些紧张，但是他按照所看到的真实情况，一一作出回答。律师最后没有提出异议。

　　随后，田剑向祁志刚发问：何时到同仁医院工作？是否知道医院的规定？发现王建民后为什么向总值班报告？怎么不向医生报告？

　　祁志刚回答：作为保安，发现紧急情况，他只能向总值班汇报，而且当时他也告诉了两名正在走廊巡视的耳鼻喉科的医生。

　　田剑当即指出，在医院工作两个月了，应掌握医院的规定，为什么不向内科医生报告？

　　这回，祁志刚有些激动了。他说，自己只是一名保安，没有能力判断患者应由什么诊室的医生诊断。

　　法官当场指出，被告律师和院方代表不要问与本案无关的问题。

　　40分钟后，都贵发上庭作证。

　　由于身份证丢失，都贵发向法庭出示了一份由户籍所在地派出所传真的身份证明。院方律师当即对证人身份提出质疑。法官表示，被告律师不要质证与本案无关的因素，并询问律师是否还要继续进行提问。院方律师迟疑一下，接着询问都贵发与死者的关系。都贵发称，他们是普通朋友。“既然是普通朋友，为什么要送他到医院？而且在一次没有救治的情况下，为什么第二次还要送到同仁医院？”

　　都贵发说，两次送死者到“同仁”是出于信任，他相信一个百年老字号的同仁医院能够救活王建民。

　　“能确定当时拒绝为王建民治疗的是医院的大夫吗？现在还能辨别出来吗？”得到都贵发的肯定后，院方律师再一次问都贵发王建民三次入院的具体时间。当都贵发叙述去年12月12日王建民在医院的情景时，院方律师突然打断他说：“你说的是不是13号？”都贵发坚定地回答，他所说的是12日的事。

　　最后一个出庭的原告证人是刘炳华，他是在王建民死前为他买牛奶的人。听说此案要开庭审理的消息后，他主动联系到王建群，要求出庭作证。刘炳华向法庭陈述了他所目睹的事实。

　　他最后一次看到王建民是去年12月13日。当天13时许，刘炳华在医院一楼看见了疼痛难忍的王建民。16时许，他把王建民扶到急诊二楼，并给他买来牛奶。20分钟后，他发现王建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身上和脸上溅上了牛奶。他立即找到一名医生，医生答应他“一会儿就去看看”后，却一直没有对王建民进行救治。次日早晨8时许，刘炳华得知了王建民的死讯。刘炳华激动地说，王建民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医院急诊室的长椅上活活折腾死的。院方未对刘炳华提出过多问题。

　　院方证人没出庭　双方调解未成功

　　13时许，原告两名代理律师走出法庭，征求王建群意见：是否可以与被告协商调解。征得家属同意后，两名律师返回法庭。但是因双方存在较大分歧，调解未能成功。

　　开庭结束后，记者采访院方代理律师时，她表示，医院没有责任，她没有必要回答太多。田剑也表示，院方不承担任何责任，一切等待法院判决。

　　据原告王建群的代理律师、北京法准律师事务所律师单正宏介绍，此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同仁医院是否在王建民死亡事件中存在过错。原告方认为，由于医院未及时履行救治义务，导致王建民因治疗不及时死亡。原告向法庭提供了三名证人的证言以及法医鉴定报告等证据。被告同仁医院认为，院方对王建民的死不承担任何责任，因为死者被送到医院时没有重症患者的表现，而且院方正欲实施抢救时，已找不到患者。被告提供的证据有：由院方记录的医院患者证言、王建民门诊和住院处的病例报告、医院与死者家属沟通的电话单。

　　单正宏律师表示，按照法律有关证据的规定，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必须内容真实、程序合法。原告的证人证言客观、充分地证明了由于同仁医院没有对王建民履行救死扶伤的义务，导致其死亡后果的发生。死者死于急性腹膜炎的法医鉴定结论也有力地说明，如果医院及时救治，就可以避免发生这个损害后果。单正宏认为，院方提供的证据不符合法律程序，其真实性也无法得到保证。首先，证人证言是由医院自行采纳的，证人无一人出庭。而且，当双方交换证据时，院方突然划掉证人的联系方式，称这是为保护证人。其次，院方提供的王建民门诊和住院处病例也不符合要求。门诊病历应在患者手中，院方不可能掌握。王建民没有住院，怎会有住院病例？院方解释是，门诊病历是王建民落在医院的。最后，院方提供的电话单，只有2005年12月14日王建民死后院方与家属联系的记录，无法证明医院对王建民进行过救治。

　　单正宏律师说，在此次法官组织的调解中，双方主要对责任的认定存在较大分歧。院方表示，在不承担责任的前提下，可以对死者家属做出适当的经济补偿，但不会超过几万元。单正宏说，这是一个令死者家属无法接受的前提条件，如果医院对王建民的死没有过错，难道还要将责任转嫁到王建民身上吗？九泉之下的王建民死得已经够冤枉了，这样的说辞怎能自圆其说！如果院方承认过错，原告可以对“赔偿”、“补偿”的提法和获赔金额不作计较。

　　医院曾想与原告签订“保密协议”

　　在庭审的四个小时里，王建群的家属一直守候在法院门前，焦急地等待着结果。王建群说，同仁医院一再出尔反尔，已经让他们彻底失望了。

　　据他介绍，今年3月1日，主审法官召集双方当事人在法院进行证据交换。同仁医院没有递交证据，他们向法庭提出给予15天答辩期的要求，同时希望调解解决此案。经过协商，院方向王建群表示，可以给予家属经济补偿，但双方要签订一个“保密协议”，不准将补偿的有关事项透露出去。

　　院方的要求遭到王建群的拒绝。他表示，现在这件事已不只是他一家的事了，同仁医院不能敷衍了事，必须向社会和公众作一个交代。过了几天，在法官的组织下，双方约定在正式开庭之前的3月24日，再进行一次协商。但临近约定时间，田剑突然打来电话表示，有急事不能来了。

　　显然，对于同仁医院的做法，王建群和两名代理律师早已有了心理准备。单正宏律师说，按照法律规定，此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今天庭审已完成所有法律程序，法院作出判决不会超过三个月。他们也相信法律会做出公正的裁判。

　　22时许，记者得到消息，同仁医院联系到采访庭审的北京某媒体记者，再次重申医院不承担责任，并解释不让证人出庭作证是考虑到保护证人的安全和隐私。在不承担责任的前提下，院方仍可以与原告协商补偿事宜。 作者： 刘姝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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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民家属抵京　质疑院方解释

　　2005年12月17日，王建民的亲属赶到北京。

　　12时20分，记者随同王建民的家属来到北京同仁医院。经过艰难的寻找和几个小时的等待，一名叫田剑、自称医务主任的男子来到医务室，带领王建民的家属到太平间认了尸。

　　田剑说，12月11日深夜，王建民第一次被送来时，主诉呕血、黑便等症状。医生检查其体外特征不明显，免费为其做了心电图，然后又开了化验单。

　　当家属质疑“肚子疼，为何不采取急救措施，而要做心电图”时，田剑称，医生怀疑他肚子疼是心梗的表现。王建民第二次被送来时是12日半夜，内外科大夫先后对其进行会诊，并向总值班室汇报，建议其留院观察。待次日，值班主任查房时，发现王建民不知去向。

　　这时，家属询问“王建民留院观察时，是否有医生看护？在哪儿观察？”田剑说，医院有规定，只有复杂病情才能到观察室。13日21时许，王建民第三次来到医院时，没有和医生打招呼。待保安在二楼耳鼻喉科急诊室门口发现他时，王建民脸色青紫。经确认，王已死亡。田剑叙述完医院的调查经过后，王建群质问他：“我弟弟到底是得什么病死的？入院三次，医院究竟观察出什么病来了？”田剑说：“医院到现在也无法确定王建民是什么病，因为王建民没有按医院开的诊疗项目做检查，病因就无法查清。”

　　“北京这么大的医院怎么连病因都查不出？北京的报纸上说，是因为我弟弟没钱治，才死在这的。”王建群激动地说。田剑回答：“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不实。”

　　家属提出要看王建民当日在医院救治过程的录像。田剑说，录像是医院的保密资料，查看录像必须有公安部门的许可。田剑将一份没有住院号和门诊号的病历记录复印件交给了家属。

　　在同仁医院与田剑交谈的近两个小时里，家属始终不断地询问“王建民的死因”。田剑回答说，只有通过尸检才能确定死因，进而推断医院是否有责任。

　　(原载于2005年12月18日《黑龙江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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