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把有限的生命凝固在作品中（多图）

　　新闻当事人：叶永烈（著名作家）

　　特约记者：刘小林

　　人物档案

　　叶永烈（1940——）浙江温州人。当代著名纪实文学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先后从事过编剧、导演。1987年调上海作家协会任专业作家，现是一级作家。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已出版300多部著作。

　　早年代表作科普作品《十万个为什么》丛书，曾是风靡全国的畅销作品。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纪实文学“红色系列”与“四人帮”传记、曾创下中国的品牌。近年《傅雷一家》、《沉重的一九五七》、《受伤的美国》等一系列作品享誉海内外。叶永烈导演的电影《红绿灯下》获中国第三届电影“百花奖”。叶永烈被世人称作“中国的阿西莫夫”。1989年他被收入美国《世界名人著》。

　　3月11日上午，春寒料峭，细雨濛濛。我来到上海叶永烈的家中采访。他一身寻常的打扮，神态平和，气质儒雅。他和爱人杨惠芬热情地把我迎进房内。在那间宽大的客厅内，我们随意地交谈起来，采访也变得十分融洽。

　　我只是一个作家

　　记者（下称记）：叶老师您好。十年不见，您依然风采依旧。可是十年来您又出了许多巨作，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您的创作面涉及很广，介绍您的身份太多，似乎很难归类。叶老师你把自己定格在什么位置上呢？

　　叶永烈（下称叶）：演员能演各种各样的人物，作家也要写各种各样的作品，有许多人在作家之前加什么什么的作家。我就是一个作家，用笔来表达各种各样的情感，真实地记载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当作家？我只能说，作家不是“官”，不是想“当”就能“当”上。理科出身的我，被时代大潮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记：您的好几本书都是在安徽出版的，你与安徽新闻界有着不解之缘，是吗？

　　叶：是的。当年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1961年《安徽日报》曾转发过我的一篇文章，文稿有些错误，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安徽日报》，很快收到他们的回信，约我写文章。于是我就在《安徽日报》上开专栏。记的是《春天的漫笔》，春夏秋冬四个栏目，在《安徽日报》一共发表了200多篇作品。接着《合肥晚报》也约我写文章，发表了200多篇作品。我的《化学与农业》、《金属的世界》就是在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后来《金属的世界》被中国少儿出版社拿去重新出版啦，印了几十万册，并在台湾出版。

　　“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批判。1972年，我从五七干校回来，正在上海挖防空洞，安徽人民出版社的编辑黄国玉找到我，说《塑料的世界》、《化学纤维的一家》安徽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了。当时，处于逆境的我非常感动。虽然没有一分钱稿费，但是我很高兴。安徽人民出版社送给我50本样书。在那特殊的历史时期能对知识尊重，给我出书是需要一定勇气和风险的。

　　相惜戴厚英

　　记：你以皖籍作家戴厚英为题材创作的纪实文学《雾中的花》、《非命》曾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你是如何认识评价戴厚英老师的？

　　叶：作为上海作家我向来忌讳写上海作家，特别是女作家。戴厚英才华横溢，一生坎坷，受尽“左”的迫害又死于非命，我非常理解敬重她。1983年戴厚英因《人啊，人》受到批判。而我也因《黑影》这长篇科幻小说受到批判。共同的命运使我走近戴厚英，了解同情她的遭遇。

　　我多次采访她，写出了纪实文学《雾中的花》。当我把初稿送给她看的时候，她一边看一边哭，非常激动，她说：“此稿发出来会对你不利的，因为上海作家圈很复杂。”我说：“我无所谓。”此稿当时在上海无法发表，后来在青海发的，因为我们都是受极“左”路线批判的，就很能谈得来。

　　1996年戴厚英不幸遇难第二天，我很震惊。当天晚上，香港明报月刊打电话给我，要我写一个戴厚英的纪实的长篇，在该杂志上连载。该刊已抽出1万字版面留给我。我赶了一夜，先写了一万字传真给他们，然后逐期写下去，《非命》就这样连续写出来了。戴的死在海内外震动很大。当时香港很多人认为戴厚英是因不同政见被谋杀的。为此很关注。我的这篇文章真实地写出了戴厚英一生和死因，澄清了事实，《非命》也由此变成了畅销书。可惜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在出此书时，把其中最关键的《人啊，人》这一章抽掉了。其实，1999年《人啊，人》的再版与我的《黑影》再版证明了作品有它的生命力，而这一切又不辩自明。

　　我认为戴厚英可贵之处，是她敢于说真话，她曾经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文革”中，她曾错误地批判过一些人，但她知道自己错了，她能坦诚地承认。把自己的思想脉络说清楚。其实那场批判《人啊，人》的运动反而帮助了她，提高了她的知名度。戴厚英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作家�熕�后来写的《空中足音》比《人啊，人》还好。她对家乡很有感情，对母亲很孝顺。对安徽人民也充满了爱。

　　记：你到安徽来了几次了，你对安徽的印象如何？

　　叶：我到安徽三四次，１９７９年我来合肥时，我见到了那些给我出书的责任编辑，我拜访了余锡朋、彭铭华、朱守中等编辑朋友，那么多年那么多书信来往，我们都没有见面，真非常感谢他们的支持和友谊。我对安徽很有感情。在“文革”中那么艰难时期，安徽能重新出我的书，对我是一种鞭策与鼓励。这说明我和安徽非常有缘。在全国那么多的省份，我和安徽交往最深。安徽人杰地灵，风景秀丽；徽文化源远流长。我会再次去安徽的。

　　参加７次“高考”

　　记：叶老师，听说你参加过７次高考命题作文？

　　叶：是的。记得２００１年高考前，上海青年报打电话给我，让我和一些作家参加现场高考命题作文，我觉得这是测试一个作家快速反应能力的机会，那天我高兴地去了。可是到场的作家只有我一位，我很快就做了一篇高考作文。第二天，我的作文就见报了。此后，我每年都参加高考命题作文。有时一年还参加了２次（全国和上海）。我参加全国的一篇作文还得了５８分（满分６０分）。福建省语文协会还专门请我做了一次讲座，并做了一个光盘，对我的高考作文进行了分析。

　　一个作家会经常遇到突发事件，这要看他的应变能力。就像记者一样。陈云去世时，香港明报出版社就要我半个月拿出《陈云传》，此后半个月２０万字的《陈云传》就出来了，美国“９·１１”事件后，我很快就去了纽约，亲临现场，采访了很多当事人，三个月后，５０万字的《受伤的美国》就出版了。旅途中，我带着手提笔记本电脑走到哪里写到哪里，“十指打天下”。写作我从来都是一气呵成，几乎没有第二次写稿。去年一年我就出了２０多部书。

　　记：叶老师，你们家，一家三地是怎么回事？

　　叶：我们家是一个特殊的家庭，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我的两个儿子都先后去了美国，他们都因成绩优秀，拿到美国全额奖学金。大儿子现是美国一个电讯公司副总裁兼台湾分公司经理，他在台湾安了家。大媳妇是台湾出生，美国长大。小儿子现在美国工作，通常圣诞节我们全家在美国团聚，春节他们过来拜年。今年春节我们在海南过的年。我们夫妇也是三地跑。

　　我探秘了中国航天

　　记：听说你现在用镜头来创作？你的《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叶：是啊。２００３年以来，我的纪实摄影系列丛书——《目击历史》、《目击美国》、《目击俄罗斯》、《目击欧洲》、《目击台湾》相继推出。我的这一系列摄影作品丛书，都有“目击”两字，强调了笫一手，强调了现场感。一个出版商这样说的：那么多人都出国旅游拍照，只有叶永烈一个人出了摄影选集，已经出了６部。

　　“神五”“神六”上天后，我的《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出版，有一段曲折的过程。１９７９年２月，钱学森让秘书打电话约见我，在上海延安饭店他和我谈了一个晚上，他对我《向宇宙进军》剧本很感兴趣。钱说：航天训练基地是属于他管的，让我带摄制组去训练基地拍摄。当时我们在航天训练基地呆了半个月，此片拍好以后，放在保密仓库。神舟５号快要发射的时候，香港无线电视台记者追问，这部影片哪里去了？我到八一厂没找到。后来我想起家里有修剪影片时留下的废片，我拿出胶片做了画册就叫《飞天梦》，在“神五”发射后的第二天就发表了。

　　《飞天梦》一共收录４００多幅当年珍贵的镜头，展现了中国宇航员艰难的登天之路。其中有当时航天员“跑步机上测量心率”，还收入航天基地摄影师鞠浪提供的１９６５年在安徽用生物火箭将两只小狗送上天、归来等历史镜头。从历史讲，《飞天梦》所拍摄的是我国第二代宇航员，杨利伟是我国第三代宇航员，最早的一代是１９７０年。

　　这本书引起广泛的关注，是因为很多人并不知道中国载人航天往日的历史，就连我拿着书稿去北京航天领导部门报审时，审查者竟然问：“那时候中国就开始训练航天员？”

　　《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不仅有文字，而且有大量独家的从未披露的照片，使这本书拥有“揭秘”重要价值。我很荣幸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历史的目击者。正因为这样，当“神五”、“神六”发射时，我都应邀早早赶到上海东方卫视，在那里担任现场直播的嘉宾。

　　记：你对钱老有何印象？　　

　　叶：钱老作为中国航天之父当之无愧，当时他从美国回来，美国人就说：这个人到中国可以抵５个师。钱老对人很随和，他看起来非常聪明睿智。

　　记下“四人帮”

　　记：叶老师，新版《傅雷画传》出版，许多照片都是你拍的，傅雷一家悲惨遭遇对你反思“文革”走上纪实文学的道路是否有重大影响？

　　叶：《傅雷画传》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傅雷是中国知识分子不屈的代表，也是多灾多难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这本《傅雷画传》，浓缩了傅雷这样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遭受的“左”的苦难以及坚强的抗争，歌颂了他们的正直、勤奋以及浓浓的亲情。里面有许多照片是我拍的。我因创作与傅雷的家人成了朋友。

　　最初写这本书是因为傅聪，１９７８年傅聪回国，参加父母追悼会，因他以前有个罪名是所谓“叛国通敌”，所以当时对他报道控制很严的。当时我看了中国青年报内参的报道，对傅聪又爱国又“叛国”传奇的一生感触很深。我做了些采访，因当时不能直接写他，就写小说《爱国的“叛国者”》发在《福建文学》杂志上。经过多年的酝酿和采访，才在掌握第一手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我写了《傅雷一家》和《傅雷画传》，谨表示我对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敬意。

　　１９８０年“四人帮”审判后，我从看《第三帝国的兴亡》联想到也应写“四人帮”的兴亡，我是上海作家，最早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四人帮”也与上海“关系不浅”，我有责任有义务把这段历史真实地呈现给世界。《红色的起点》、《“四人帮”传》一系列纪实就这样开始创作了。

　　死咬文学不放

　　记：作为一个文学创作的常青树，你的创作秘诀是什么？

　　叶：对文学要认定，不要三心二意，我觉得作家要坚定地认准一件事。我从１１岁开始发表作品一直到现在，把一辈子都奉献给文学事业了。写作，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生命对于人来说，只有一次。我愿把我的有限的生命凝固在作品之中，奉献给时代，奉献给广大读者。

　　遗憾的是时代浪费了许多时光。特别是从１９６３年到１９７７年这段黄金时间，是搞“四清”，搞运动，参加“文化大革命”，挖防空洞，进五七干校度过的。我丢失许多宝贵的时光，今天我要补回来。

　　记：作为一个声名远播的作家您最珍惜的是什么？

　　叶：执著。现在年轻人太急功近利。喜欢走捷径。一夜成名多省力啊。我希望现在青年人通过奋斗才能获得。奋斗才是幸福。

　　右为叶永烈

　　左一戴厚英、右一叶永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