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学子成立花神社救助卖花女童(组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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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4月03日05:51 新京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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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焦点 深夜的未名湖畔。两个10岁左右的女孩围着散步的学生叫卖手中的玫瑰。一名北大学生在听说了她们的遭遇后深感震惊，随后在北大未名BBS上发表长文呼吁对她们展开救助。 之后，一个名叫“花神社”的组织成立，成员将以公开募捐方式筹集基金，负责卖花女的学费和生活费。这些热心的北大学子给了两个女孩读书机会、并派出湖南籍同学在回乡时寻找卖花女的父母，试图说服他们让女儿回家读书。他们还试图从法律上寻找突破口，将背后的操控者绳之以法，并希望杜绝此类悲剧的发生。
3月3日，湖南衡阳飘着细雨。 北大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生谭之京带着卖花女李月的照片、一张反映她在北京卖花生活的光盘回到家乡常宁市。 在换乘了多种交通工具后，谭之京找到了李月的家———松柏镇三香村。这是湘南丘陵地带的一座普通乡村，刚下过雨的土路上异常难走，泥巴几次粘住了摩的车轮。 李月，今年12岁，2004年被“姑姑”从湖南老家带往北京卖花。 去年11月28日，北大物理系学生张金荣和女友在未名湖边碰到了她和另一个卖花女———8岁的王秀秀。 “她们一天居然只吃两顿饭，她的背后藏有一个我们几乎耳熟能详的悲惨故事———强迫，责骂，毒打……” 张金荣对听到的事实感到震惊，随后他在北大未名BBS上发表了三千多字长文———《我们该如何帮助她们》写下了经过，希望与北大同学一起想办法救助这两个孩子。 帖子迅速的成了BBS的热门话题，很多网友表示了同情，但多对解决此类事情持悲观态度。 12月1日，北大地球物理系的博士江燕加入张金荣的行列。随后，又有心理系张海洋、法学院的闫翠翠、物理系的谢辉、元培的赖宇鸥、北大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生谭之京等人加入。 他们自发成立了“花神社”，正式决定为这些女孩做一点“真正的事情”。 “当初的想法很直接，就是把李月送回家。”江燕说，同学们经过商量决定由老家在湖南的谭之京在回家时寻找李月父母，说服他们让女儿回家读书，“花神社”将以公开募捐方式筹集基金，负责李月的学费和生活费。 最难受的就是跪马扎 王秀秀说平时姑姑打自己多，因为她经常卖花卖的少。在她们嘴里，姑姑的惩罚方式有几种：蹲马步，拧耳朵，跪小凳子，跪马扎。这些惩罚是按照错误的大小，逐层上升的 在松柏镇三香小学，一名女教师很快就想起了谭之京所描述的那个伶俐小女孩，“这个孩子爱唱歌，听说辍学打工去了，这种事情老师也无能为力。”在得知谭之京的来意后，这位老师很爽快地指明了李月的住址。 “李月家大门紧闭”，谭之京回忆，邻居们说李月的养父母都去镇上打零工去了。 “老板每月往家寄200块钱。”谭之京说，在邻居们眼中“老板真是个有本事的女人”。 在镇上的一家建筑工地里，谭之京找到了正在捡砖头的李月养母。这名40多岁的妇女，听说谭之京因为李月的事从北京赶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土，暂停了手头的工作。 谭之京把李月的照片拿给这名妇女看，“她的脸上几乎没有反应。”但她证实老板每月给她们家寄200元钱，老板每次打电话都说，“孩子在北京吃得好，穿得好”。 老板就是“姑姑”，也是李月和王秀秀向记者提及最多的人。两名小女孩说，姑姑并不是她们的亲戚，而是把她们从老家带出来的人。 李月来北京之后就没有回过家，每次打电话给家里，姑姑都在旁边看着她“我只能说我在这边吃的好穿的好”。 李月说她有时候觉得姑姑是个坏人，有时觉得姑姑不坏。在她眼中，姑姑不打她的时候，还是挺好的。 王秀秀说平时姑姑打自己多，因为她经常卖花卖的少。在她们嘴里，姑姑的惩罚方式有几种：蹲马步，拧耳朵，跪小凳子，跪马扎。这些惩罚是按照错误的大小，逐层上升的。 王秀秀说最难受的就是跪马扎。有一次她一晚上只卖了5块钱，被罚跪在马扎上。 “两个膝盖要正好卡在马扎的棱上，跪完了我的膝盖都青了”。李月受到最多的惩罚是蹲马步，要蹲到额头上出汗才能起来。不过她们也学会了“造假”。经常装出有很多汗的样子，或者让小姐妹偷偷的倒点水洒在额头上。 她们挨不挨打取决于任务量的完成情况。李月说每人一天30元的最低限额，花卖不完就不许回家。经过了长期的锻炼，5个女孩学会了互相借钱来补足任务量。 卖的多的会把钱借给没完成任务量的。如果都多挣了，孩子们就把“多的钱藏起来，等完成不了任务的时候补上”。 她们说，有次把钱藏在五道口附近一个破广告牌里，但不知道被什么人取走了，她们因此相当懊丧。 给她们加餐，教她们读书 江燕说，同学们商量后决定，每周末晚上，李月和王秀秀到北大畅春新园———江燕宿舍，同学给她们加餐，教她们读书 李月在北京已经呆了三年了，她对北京的态度有些矛盾。她说有时候觉得老家好，有时候又觉得北京好。她还记得在湖南的时候看到过一次下雪。 “我们堆了雪人，还找了一根烟给它叼上”。但她不喜欢北京的雪，因为下雪还要卖花。很冷。 在和记者聊天时，秀秀一直很警醒。常常会像个小兔子一样转动身子看看门口有没有人出来。没有的话她就不好意思的笑笑，继续聊天。有人的话，她抄起身边的花就奔过去。 秀秀刚来北京没多久，她很想家，她说想回家看看前不久出生的弟弟的模样。 “那天姑姑来我们家的时候，爸爸喝醉了”。秀秀说因为喝醉了，爸爸才让她姑姑把她带出来。 李月告诉记者，秀秀家有5个孩子，秀秀的大姐和二姐一直在北京卖花。后来秀秀大姐大了，卖不出去花了，姑姑就把大姐送回去带秀秀出来了。 李月养母告诉谭之京，老板说女孩到十四五岁就不好卖花了。家人本打算春节让李月回家，老板最后同意李月再干一年就可以回家。 当听说北大学生要为李月出学费和生活费，养母“呆滞的眼神一下子亮起来。”谭之京回忆，她表示同意让李月马上回来，不停说着“感谢老板”。 谭之京临走时，这位妇女答应一定会看女儿的录像，家里有个VCD机是用老板寄来的钱买的。 当晚，谭就将好消息转告了同学们，“当时真是乐疯了，事情总算有了个结果！”江燕现在回忆起来仍激动不已。 最终由于不知道8岁卖花女王秀秀的家庭地址，“花神社”成员还是决定暂时不送李月回家，“没有李月，王秀秀的日子会更难。” 江燕说，同学们商量后决定，每周末晚上，李月和王秀秀到北大畅春新园———江燕宿舍，同学给她们加餐，教她们读书。 前半夜学习，后半夜卖花 有一次，天刮着大风，同学们给了她们每人30元，李月坚决退回10元，她说“后半夜我们还能卖很长时间。” 此后，对于卖花女童李月、王秀秀来说，每个周六的晚上都是她们的节日。 3月11日晚9时，李月和王秀秀见到了久违的崭新课本———《大学中庸笠翁对韵》，虽然两个女孩不明白古文的意思，还是认真的一边读着背着。 “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课本，临时买的。”闫翠翠说，因教材的事她还和江燕等男生吵起来。男生主张孩子不懂古文就没有必要背，闫翠翠则认为孩子只有先会背诵才能理解。 争论后，闫翠翠立即给住在山东老家的母亲打电话，借到小学四年级的课本，两个孩子又从“大学”转到“小学”。 闫翠翠认为，刚开始两个孩子读书眼神都是呆滞的，与她们交流也较为困难。但一段时间后，两个孩子渐渐的能“眼睛亮着读书了”。 3月31日晚，记者在北大畅春新园一间男生宿舍里看到，书桌上放着四大扎打着包装的玫瑰花。而两个10来岁的小女孩正趴在桌边。 她们用皴裂的手指划着，朗读着小学四年级语文课本的第一课《卢沟桥》。她们的头凑在一起，仅有的一本书在书桌上被她们拉着移来移去。 读完之后，闫翠翠开始给9岁的秀秀做讲解。而张海洋则检查了12岁的李月数学习题的完成情况。 在近2个小时学习后，李月和王秀秀总能吃到一顿“大餐”。 “我在宿舍吃过一回肯德基，哥哥给买回来的。”李月说，卖花时看到过小朋友们在“漂亮”的屋里吃过，自己从不敢进去。“穿得衣服太破，不好意思进去。” 每次补课结束，“花神社”成员还会给两个卖花女孩每人20元钱，作为耽误卖花时间的补偿，以免她们完不成任务被罚。 江燕回忆，有一次，天刮着大风，同学们给了她们每人30元，李月坚决退回10元，她说“后半夜我们还能卖很长时间。” 学习结束后，李月会骑上车子，带着秀秀，消失在夜色里。“她们到天亮才能回家睡觉”江燕叹了口气，“幸好冬天已经过去了”。 “此案很难定性” 办案民警再次表示此案很难定性，但会将此事移交工商部门和劳动部门妥善处理 李月说，她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姑姑会发现她们和北大的哥哥姐姐们交往。北大爱心社的成员曾经教李月读过三年级的课程。姑姑后来发现了，没收了李月和爱心社的联系电话，并搬家了。 李月害怕姑姑再带她离开。江燕让李月把自己的电话背下来“不管搬到哪里，你打这个电话找我们”。 随着对卖花女孩的了解一天天加深，“花神社”同学也越来越愁。 “把两个送回去，另外三个怎么办？” “人回去后，会不会又被姑姑接回来？” “这个走了，姑姑还会找来别的小女孩。” 同学们逐渐认识到，卖花女事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几名北大学生开始从法律上寻找突破口，这个任务交给了法学研究生闫翠翠。 查资料，请教法律老师、询问业内人士，闫翠翠得出的结论给原本雄心勃勃的同学们浇了盆冷水。 闫翠翠的结论是，在法律上，卖花女童有法定监护人即家长，所谓的“姑姑”征得家长同意带女童出来是合法的：“姑姑”对女童仅实行轻度体罚，不对其身体构成永久性伤害，不算虐待罪；义务教育法是民法，在农村中仅以说服教育家长的方式推广实施，对家长没有约束力；而女童本身不够法定年龄，在道德上和法律上没有完全行为能力。 “卖花女事件是擦着法律和道德边缘的一个复杂事件。”闫翠翠说，大家都知道卖花事件是错误的，就是不能根本上解决。 3月20日上午，闫翠翠等人以“非法拘禁罪”向北京海淀分局报案。闫翠翠回忆，当时海淀分局热情接待了他们。民警询问相关事由后，表示对此事一时很难定性。 同时，指引学生们去海淀区五道口辖区的东升派处所按程序报案。随后，同学们赶到东升派出所，该派出所登记受理了此案。 3月31日上午，本报记者和北大学生再次来到东升派出所询问，办案民警再次表示此案很难定性，但会将此事移交工商部门和劳动部门妥善处理。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张寒耿小勇（文中卖花女均为化名）本版摄影：本报记者王贵彬 ■记录 从晚上6点到早上7点 两名卖花女童的黑夜生活记录 李月和王秀秀的一天是从傍晚6点开始的。 傍晚6点，起床吃饭后，李月骑自行车带着王秀秀出发。8点左右，她们来到北大卖花；10点后则转到海淀体育馆等地方卖花，直至第二天早上7点。回家吃饭后，10点睡觉。 天天如此。李月说，惟有大年三十那天不用等到天亮就可以回家，“姑姑”也不会因为花卖得少而责骂。 晚11点 “卖花，卖花！”3月31日晚，一到海淀体育馆里的KTV门口，王秀秀和李月就开始吆喝。被拒绝后，她们仍跟在男子身旁。跟出几步远后，如果对方不理或呵斥一声，她们就折回，寻找新目标。 李月卖花有两年多时间，如若遇到有人讲价，她会迅速作出决定，把花卖出去。但王秀秀只卖了几个月，还不会察言观色。她只会跟在人后，翻来覆去地念叨那几句话。 晚11点30分 李月说，卖花天天都会挨骂。问她骂什么，她调皮地说，等会儿，别人骂的时候你们听就知道了。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人被她们跟烦了，大声骂：“滚！”李月回头看了我们一眼。 没人的时候，两人就坐在KTV的台阶上聊天。李月说，北京比家乡冷多了。王秀秀则把手往袖子里缩了缩说，“老家冬天穿毛衣就不冷，北京不行。” 晚12点 12点，KTV快清场了。两人取出一瓶甘油，往干裂的手上抹李月说，现在好多了冬天卖花那才冷呢！双手全是紫红色的。 稍做准备，两人开始迎着车流叫卖。王秀秀扎着两小辫，穿行在人来车往中，车灯打在身上，显得格外瘦小半小时后，两人开始清点收入。李月卖出朵，王秀秀只卖了朵。她把钱交给李月乖乖地看李月数钱。两人共卖了30元。 凌晨1点 1点左右，两人到了五道口附近的酒吧叫卖。有时累了，两人就走进一家通宵营业的书店，躲在楼梯间里坐一会儿。 早6点30分 早上6点半，5个女孩会合，骑车回家。 ■账单 1 卖花女孩的老板称，他们没有给孩子定任务，一个孩子每天只挣10多元，他们每月给孩子家寄300元，刨去5个孩子的房租300元，她们每月只赚100多元。 以一个女孩每天销售15元计算，账单如下： 年总收入：15元/人/天×5人×365天= 27375元 年纯利润：27375元－300元×5人×12月（寄回家）－300元×12月（房租）=5775元 2 女孩称，她们每天必须完成30元。记者跟随两天，女孩均完成任务。 女孩家属称，老板每月寄200元。以30元算，账单如下： 年总收入：30元/人/天×5人×365天= 54750元 年纯利润：54750元－200元×5人×12月（寄回家）－300元×12月（房租）=39150元 除去花的成本及孩子的饭钱，5个孩子每年大约能带来两三万元的纯利润。 ■探访 “一个孩子每月只赚100多元” 老板否认给孩子定工作量 4月2日上午，记者找到了5名卖花女孩位于北京海淀区西苑的家。 在一间平房门口，晒着5双磨破了的鞋。李月此前告诉过我们，姑姑回湖南了，负责看管她们的是姑姑的儿子，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她们管他叫哥哥。 整个屋子有10平方米左右，被隔成两间。其中一间，有两张上下铺，5个女孩正在酣睡，可以听到一个孩子磨牙的声音。哥哥说，孩子们吃完饭之后就睡觉了，碗筷还在桌子上摆着，有两个菜：炒土豆丝和肉。 “她们都满16岁了，在家里念完小学没事情做才来北京的。”记者质疑年龄时，哥哥解释说，南方人个子都小，不奇怪。 哥哥说，这几个孩子都是他们亲戚的孩子，家里人很愿意让他们带出来。“家里太穷了，根本生活不下去，”他说，在他们那个村子，一下雨泥就没到膝盖，连路都走不了。被带出的孩子基本都是超生的。比如王秀秀，家里有5个孩子，下面还有一个1岁多的妹妹和一个刚出生的弟弟，家里很穷，父母只好她出来卖花补贴家里。 对于孩子们提到的惩罚，哥哥都否认了。“我们从不打她们，也没有制定任务量，她们能卖多少卖多少。”至于为什么晚上不回家，哥哥说，那是她们自己喜欢在外面玩，不愿意回来。他还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他们每月往每个孩子家寄300元钱，一个孩子每天只能挣10多元钱。刨去房租300元，她们每个月只能挣100多块钱。“她们不愿意回去，因为家里吃的穿的都不如北京好。你们根本想不到我们那里有多穷，到处是和她们一样的孩子，多得根本帮不过来。” 在这个哥哥眼里，尽管5个女孩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但和同村的孩子相比，还是幸运的。因为她们能挣钱了，而这些钱，是她们的家人劳累一年也挣不到的。 ■对话 “不能卖花了他们会送我回去” 卖花女童李月称最想让养父母吃好穿好 新京报：爸妈不让你念书，把你送到北京卖花，你怨他们吗？ 李月（以下简称李）：我不怨我的养父养母，因为我不是他们生的，他们可以养我，也可以不养我。可是我的亲生父母应该养我，我恨他们，他们不是好爸妈，生了我却不养我，把我送给别人，所以我才受苦。 新京报：喜欢读书吗？ 李：喜欢。老师跟我们说过，不读书长大后就没用。我不想成为一个没用的人，我想读书。 新京报：如果北大的哥哥姐姐送你们回家读书，你愿意吗？ 李：如果回去能读书，我愿意回去。 新京报：你舍得离开北京吗？ 李：有点不舍得。我有时觉得家里好，有时觉得北京好。离开北京就见不到北大的哥哥姐姐，我会想他们的。 新京报：回去后，如果父母让你干活，不让你读书呢？ 李：我会求他们。如果让我砍柴，我可以一边读书一边砍柴。也可以放了学之后干活，这样就不耽误了。 新京报：你长大后想做什么？ 李：我没想过，也不知道。反正我不想在外面卖花，那样没出息。不过，我愿意在店里卖花。 新京报：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李：我最想让我的养父母吃好穿好。 新京报：如果没有碰到北大的哥哥姐姐，你觉得自己以后会怎样？ 李：我会一直在这里卖花。到我不能卖了，他们会把我送回家，我就一直在家里呆着。 ■专家观点 “控制女童卖花实为雇用童工” 法学专家认为，法制完善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张起淮认为，让未成年女孩弃学校卖花，首先违反了义务教育法。其次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但是，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所规定的都是一种义务，没有强制力。 他说，让未成年人卖花赚钱，实际上是雇用童工，违背了劳动法，这可以找劳动部门解决。雇用女孩卖花也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可以由工商管理部门来查处。但是，这些都不足以让控制卖花女童的人受到严厉处罚。是否触犯刑法，则要看实际的行动。 张起淮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义务教育法有一定的强制力，只有这样，才能让孩子真正拥有受教育的权利。比如，可以让未成年人在所住的地方登记注册，如果不上学则有记录，然后采取强制措施。只有法制进一步完善了，卖花女童的问题才可以真正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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