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深陷学术腐败泥潭(图)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回答记者问时，明确表态，教育部正下大力气筹组学风监督委员会，整治学术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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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发布了2006年第一期简报，简报对2005年11月以前受理的投诉和举报进行了初核、调查和处理，并予以公布。近几年来，被社会誉为象牙塔的高等学府频频陷入“学术腐败”的泥潭，个别教授更是因此而身败名裂。

　　最新的丑闻来自2006年1月，据调查，天津外国语学院的沈履伟，在几年前申报教授职称时，被沈履伟视为《求是集》的论文集将8篇别人的文章，纳入其中。

　　我们注意到，简报通报的20个案例中，其中两个案例被确认为“被举报涉嫌抄袭剽窃他人论文”，其余的18个案例均是“被举报涉嫌在申请书中弄虚作假”。

　　现在看来，在今年两会上被委员们痛斥的学术腐败并不是空穴来风。

　　学术造假正在腐蚀“少壮派”

　　如果说，沈履伟等暴露出来的是一个关于剽窃的老话题，那么，简报公布的情况与前几年公众知道的有了很大的区别：学术腐败完成了从剽窃到申报科研基金虚高身份。相对于单纯的剽窃，申报科研基金时的虚高身份则能更直接、快捷地“名利双收”。所以，深黯此道的某些教授专家乐此不疲。

　　简报披露了很多被查实的事实。譬如，“经调查核实，刘某某2005年申请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组成员共7人，其中张某某为学士、工程师；田某为硕士学位、博士研究生。张某某是A大学某学院的聘任人员，原从事财务工作，到该学院仅半年时间，主要负责实验室的日常管理工作，是否是工程师，刘某某不知道。田某是硕博连读研究生，没有硕士学位。”

　　这种情况的集中出现，应该是有原因的。有网友甚至现身说法： “(我们)学校有个项目需要做，但学校同时规定该项目只能由教授级别的人承担，其实那教授的水平说得不好听点，不会比一个工作了3年的本科生强，但你有什么办法？ 你只是一个讲师而已，你水平多高，不虚报职称的话，你就是承担不了该项目的，而要想提高职称，只能弄虚作假了。

　　“现在，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苦心钻研了。”中科院院士张泽说，很多迹象表明，中国科技界少数人不是在淡化名利，而是在不断强化名利。一些科研单位人员的部分收入直接和科研经费挂钩，这种情况造成了很多科研人员只要有钱就去争。

　　现实比我们想象的更糟。简报公布的名单中，不乏一些过去颇有名望的知名学者与专家，一些被认为很有前途的少壮派也未能例外。

　　“学术作假有如流行

　　许多有实力有能力的少壮派也以造假为能事。信息显示，科研项目申报弄虚作假，不仅仅出现在国家自然基金委的项目中，其他科研项目申请同样存在。

　　学术科研变成学术圈钱？

　　不“跑部”，“项目”不进钱不进。因此，不知何时开始，学术科研领域有这样一批人：他们首先是项目公关人员，然后才是科研人员；他们几乎不在一线搞科研，可往往比任何专家更能拿到大的科研项目。这种人的惯用招式便是“跑部钱进”， 利用学术研究大肆圈取国家有限的科研经费。

　　“科研尤其要讲价值取向，如何平衡真理与金钱的关系，首先就要有正确的科研价值观。” 朱效民说，现在，我们讲功利多一点，讲为真理而献身的氛围越来越淡了， “老一辈严谨的学术作风，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的从容氛围已经荡然无存。浮躁功利的土壤，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苦心钻研，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的学术不端行为不断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现在的青年科研人员变得很现实。因为申请到项目就意味着可以圈到大笔可以自由支配的费用。“这种现象对科研事业的后备力量，尤其是硕士、博士等刚入门的科研新生力量会产生误导，影响恶劣而深远。”朱效民无奈地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一个正在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而言，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朱效民充满忧虑地说。

　　重在整治科研环境

　　学术科研，变成学术圈钱，学术腐败导致学术危机——从沈履伟事发到简报的公布，社会舆情一直关注着并参与到讨论中来。

　　“这就是我们的社会精英们的真实写照，不论是研究什么课题，其潜在的课题是如何出名获利捞钱。其实，不仅是科研学术界，经济和政治等各界各行全是如此，为了捞钱强取豪夺有之，不择手段的坑蒙拐骗偷更甚，不良的科研环境鼓励和纵容他们，谁之错？”诸如此类充满愤慨的声音在网络里弥漫。

　　“这种直接涉及钱的行为，从造成的后果和影响来看，比单纯剽窃一篇论文的学术不端行为更加严重。”朱效民博士说，这些项目往往涉及一个研究团队，成员一般包括高级研究人员、中级研究人员和初级研究人员，因为涉及数额不等的科研经费，负面影响也会更加恶劣。

　　朱效民说，靠弄虚作假圈钱的学术行为危害巨大。首先，浪费是最直接的后果。目前我国的科研经费本来就很紧张，经不起专门打着学术幌子圈钱的折腾；其次，间接破坏了学术科研的公平竞争环境；第三，如果学术不当行为屡禁不止，在破坏学术生态的同时，引发学术危机，甚至造成整个社会的诚信危机。

　　朱效民认为，学术不端行为虽然不为我国专有，却于我国为最盛，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主要是因为制度和环境这两大因素”。

　　首先是制度的漏洞滋生了学术腐败的土壤。我国现代科技体制、制度建设仍有许多不健全，甚至变形变味的地方。比如科研领域里屡遭诟病的官本位、论资排辈、外行管内行现象。

　　理论上讲，从制度设计改起来要快一些，学术科研环境的改变远非朝夕之工。朱效民这样说，“从这个意义上讲，简报披露的事实才更令我们不安。”

　　本报记者 李 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