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家当红军 女儿58年寻得其下落(图)

每当看到父亲的绝笔家书，周美瞻就激动不已

　　故事导读

　　又是清明，又是祭奠亲人的时节。但亲人在哪里，周美瞻老人为寻找自己的父亲，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

　　父亲离家时，周美瞻才两岁，她的妹妹尚在襁褓。父亲离家两年后，从上海寄回一封

家书，称将去从事自己伟大的事业，今后将少与家中通信。岂知那封信成了绝笔家书。

　　周美瞻自懂事起就产生了寻找父亲的念头，从参加工作第一天起，她就开始寻找。没想到，周美瞻找了58年，她也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女变成了风烛残年的老人。终于，在经历一次次曲折和失望的第58个年头，她打听到了父亲的下落———原来，父亲是一位红军高级干部，早已在长征途中长眠于川西……

　　家书

　　周美瞻，80岁，市乡镇企业局供销公司退休职工。几十年来，她每周至少要把父亲的遗照看上三遍。她一直珍藏一封家书、一张遗照、一个砚台。

　　时光倒回到1930年3月的一天，原合川县太和镇亭子桥周家大院。“先哲来信了！”周美瞻的祖母迫不及待地看完儿子的家书，然后交给母亲张永芬细读。信如此写到：

　　母亲大人：

　　……

　　请你们想想，我回到家里来，虽然是暂时可以给你们精神上相当安慰，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家庭经济必然是一天天破碎，要想再过像二十年前父亲在时经济还没崩溃前的快乐生活，是没有办法实现的。现在呈现在社会上的一切甚么也是不相同了。我虽是一个上海的大学毕业生，但我在学校的生活还是保持着青年的纯洁的，我没有在政治上去学得大刮地皮的本领。我回到家里来，免不了还要增加家庭很大的经济负担，这样一来，家庭将为我读书而穷，为我作事而更陷入窘迫之境了。

　　请你们相信，我不是一个无感情的白痴和缺少理智的盲动青年，我有我伟大的事业。

　　……

　　每次与家庭写信，都把我思想扰乱得很复杂，请你们原谅我，以后我是很少与家庭写信的，有信无信都请不必对我挂念，你们也不必与我写信来，有书信往返，反令你们对我倍加怀念……

　　信是周美瞻的父亲周际可写的。周际可，1906年出生，名先哲，字祯，号际可。周际可幼年丧父，在众多兄弟姐妹中，最后仅存他及姐弟3人。自幼就读私熟，熟读经史，博习古文，中学毕业后，于1926～1928年在成都私立志诚法政专门学堂读书，并在该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他离家别子直奔上海，改为周吉可，在国民党左派创办的大陆大学以读书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当年，周美瞻两岁，妹妹周美纯尚在襁褓。

　　砚台

　　“父亲写回那封信后，从此就杳无音信。”周美瞻说，上小学后，她发现母亲经常看着父亲随信寄的那张照片发呆，她就问母亲怎么从来没有见过父亲。母亲总是回答，父亲要到很远的上海读大学，等今后工作了就把一家人接到大城市生活。“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到很远的大城市读大学。”听到周美瞻这么一说，母亲止不住热泪直淌。

　　随着年龄的增长，周美瞻在家人的摆谈中，对父亲有了蒙眬的印象，且思父之情与日俱增。七八岁时，一次她和妹妹玩耍，偶然从柜子下找到一个卧式玻璃瓶当玩具，母亲说那是父亲当年给她和妹妹买的奶瓶，“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父亲的爱和有父亲的幸福。”

　　周美瞻和妹妹上学后，母亲经常利用睡前的时间，从柜子里拿出父亲留下的一个砚台，坐在床上向两人讲述有关父亲写文章和读书的趣事。“讲着讲着，我和妹妹就睡着了，梦中，我经常见到父亲回家了，高兴得使劲一喊，自己被惊醒了，也吵醒了母亲。母亲把我紧紧搂在怀里，眼泪直往枕头上滴。”

　　周美瞻从木柜里拿出一个黑色的盒子。打开，一层层揭开裹着的黄色绸子，一个碗口大的黑色砚台露了出来。“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唯一传家宝，它时时激励着我发奋读书，做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周美瞻小心翼翼地抚着砚台，不时用手背揩着眼角。

　　寻父

　　因想念父亲，周美瞻上初中后，从祖母处要来父亲的最后一封家书，一直珍藏着，在父亲思想的影响下，周美瞻考上大学。

　　解放前夕，周美瞻作为刚毕业的大学生，积极投入到革命建设中，并开始一边工作，一边寻父。1950年，她因在土改工作中表现优异，被调到市委机关工作，这为她寻找父亲提供了更好的平台。那年。她第一次通过组织联系，给上海市委去函，请求查询父亲下落，上海方面根据她提供的材料，在《解放日报》上刊登了寻人启事，但没有任何回应。

　　“那时，虽然不知道父亲还在不在人世，但我没放弃寻找他的念头。”周美瞻说，由于无法得到父亲的准确消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便开始无端怀疑父亲的真实身份，有人甚至说父亲是个反革命。“尽管我从心里肯定父亲不是反革命，但没有证据说服别人，我只好委屈地忍气吞声。”从那时起，周美瞻只好变公开寻父为秘密寻父，她一有空就扎进党史、军史书籍中，试图在大海里捞针。

　　十年动乱的年代里，由于无法搞清父亲的历史问题，尽管周美瞻工作上努力肯干，她不仅入不了党，还被下放工厂接受再教育。更为甚者，母亲张永芬本是被她接到家中带小孩的，结果因组织要求划清界线，不得不让母亲一个人回到乡下，寄居在潼南一个远房亲戚家。1969年，母亲带着对父亲的思念，遗憾地病逝在乡下。“由于当时正在‘清理阶级队伍’，我连见她最后一面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听说母亲走时眼睛都没闭。”话没说完，周美瞻早已泣不成声。

　　“文革”后，周美瞻重新被调回市级机关工作。1985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得知1983年在合川县党史征集座谈会中，重庆市民盟秘书长兼顾问陈彝荪老人曾说，当年在上海时，是周吉可发展他为地下党员的。得此消息，周美瞻带着父亲的照片立即走访了这位老人。

　　“是他，是吉可，孩子，你辛苦了！”陈老看了周美瞻带去的照片，不禁老泪纵横。他告诉周美瞻，1928年在上海时，周吉可介绍他参加党领导的地下革命群众组织“互济会”，他在一次示威游行时被捕，是吉可通过组织设法营救他出狱的。1930年后，他听说吉可由党派到外地工作，可能在武汉牺牲了。周美瞻得到这一消息，借出差之机，查遍了在武汉牺牲的烈士名单和有关资料，仍无父亲下落。

　　希望又一次破灭，但周美瞻没有死心，仍然四处查询父亲下落。1985年，她通过朋友获知，江西省离休干部周宝琪（原籍重庆潼南）老人曾是当年“互济会”成员，于是，她把父亲的照片随信寄去，没隔多久，回信来了，周称照片上的人就是周吉可，并谈到吉可与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郑绍文关系很好。“获得这个消息，我兴奋得几天睡不着觉。”当年，周美瞻退休，她专门上京打听父亲下落。在郑老的帮助下，她走访了原红四方面军的几名老人，终于弄清了父亲的下落。

　　原来，父亲1928年夏离家后，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两年，1930年到鄂东南开展武装斗争创建红十五军，并任政治部主任，在此后的日子里，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各次反围剿斗争，1935年开始长征，6月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后，同年8月第一次过草地时不幸牺牲于川西，时年29岁。

　　祭母

　　“妈妈，我打听到父亲下落了。他还是红军高级干部呢！”1989年，周美瞻捧着民政部颁发给父亲的《革命烈士》证，趴在母亲的坟前，哭着向母亲报喜。

　　回忆起祭母的情形，周美瞻再次泣不成声，她说，清明，她要带着儿女们专门去看望母亲。

　　记者 向军 实习生 胡郭勇/文 杨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