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农民全家四口三人罹患尿毒症

　　本报驻廊坊记者庞永力 通讯员朱志国

　　“就像一辆车，被猛烈撞击几近废铁，再猛撞一次，再猛撞一次”，如此形容大厂回族自治县潘各庄村51岁村民陈桂民似乎一点儿也不为过。尿毒症这个词，就是不太懂医学的人，也会闻之森然。一是危及生命极难治愈，二是巨额的医疗费用。一个家庭，若有一人患上此类重症，那乌云就会遮蔽所有亲人的心。陈桂东今年51岁，是大厂回族自治县潘各庄

村村民，作为一个四口之家的户主，他正面对着两个儿子与妻子先后患上尿毒症的残酷现实。

　　■陈磊：“爸，我还想多活几天。”

　　陈桂东的大儿子陈磊，若活到今天的话26岁，在陈家记者没有看到他的照片，照片与衣物都被烧了，陈桂东在刻意回避着。据说小伙子一米八七的个头，非常魁梧，由于家庭贫困，上到初一就辍学了，到企业上班、干农活，用汗水为父母分忧。2004年8月，陈磊出现身子发麻、血压高等症状，力气像泄漏一样所剩无几。陈桂东带着儿子到北京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查，结果骇人：双肾萎缩，肌酐指数高达700(正常值为44—105，该指标是尿毒症检验的主要依据)，已是尿毒症晚期！

　　医生告诉陈桂东，陈磊的病非常严重，至少需要60万元，否则没有活命的希望，透析能维持生命，但最多能延迟一年。60万，他陈桂东上天入地都难以筹到，他绝望了。陈磊很快住院，靠透析维持，透析一次需要500元，由一开始的一周一次，很快加密到每周三次，陈家本无家底，很快亲朋借遍，花费近40000元。透析一停，陈磊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入院三个月后的一天深夜，陈磊央求父亲：“我这儿还有几块钱，爸，你再借点儿钱，再透析一次，我还想多活几天。”面对儿子这样的乞求，陈桂东只是安慰他，他真不知道再去谁家借钱。凌晨5时，怀着对生的无限渴望，陈磊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陈桂东：“我不配当爹呀！”

　　讲到这里，陈桂东再也忍不住，趴在床头放声大哭，花白的头一耸一耸的：“我把儿子生生撇下了，我不配当爹呀！”记者刚进门时，陈桂东脸上带着劳烦人的歉意的笑，盘子里放着切成片的两个圆萝卜，给记者当水果吃，这是一个老实人。

　　但命运对这个老实人丝毫不留情：陈磊病发一个月时，有亲朋提醒他，陈磊好端端地得了这个病，应该也给老二陈楠检查一下。陈桂东听从了，带着二儿子陈楠到北大医院检查，结果肌酐指数为180，陈楠已经出现肾衰竭，也是尿毒症！没人能揣摩陈桂东当时的心情，但他只能瞒着二儿子，先得给大儿子治疗，他没想到大儿子只挨了三个月，一场噩梦凌厉而短促。二儿子最终也知道了，而且也出现了症状，父子俩有过对话：“爸，得这个病怎么办？”“看呗。”“咱家拿什么看？”陈楠非常理解家庭现状与父母的苦衷，他不去理会刚刚夺去哥哥生命的尿毒症，照常上班，为这个家挣钱。陈桂东也拼命干活，一周前他被查出肾结石，疼得在地上打滚。但再怎么干活也不能消解陈桂东心中的愧疚，他经常独自一人到大儿子坟前痛哭。

　　■李秀英：“只摊上一个也要好得多啊！”

　　陈家是三间低矮的砖房，1976年盖的，屋内冰箱、彩电都是亲戚存放的，其余家具破旧不堪。陈桂东承包着20亩地，农闲时开破拖拉机拉砖。陈家女主人李秀英，47岁，已有20多年糖尿病史，干不了重体力活，一直靠吃药、注射胰岛素维持，半边天摇摇欲坠，陈家的状况一直低迷。

　　李秀英撩起裤腿，手在腿上一按，就是一个深坑，她浑身浮肿。2005年10月，李秀英查出糖尿病并发症———尿毒症，肌酐指数为280，她是这个家庭第三个尿毒症患者。陈桂东的背上又压上了一座大山，他都顾不得思念大儿子了，妻子和小儿子岌岌可危，医院对于他来说已轻车熟路，他也变成半个医生了，但绝对地于事无补。陈桂东讲述时，李秀英一直流泪，夫妻二人一并哀哭，“这样的病，只摊上一个也要好得多啊！”李秀英这样低的心愿，不清楚陈家现状的人，会觉得荒唐得很。

　　■陈楠：“我能撑，救我妈吧”

　　陈楠是个好孩子。他只是简单地以药物维持着自己的病情，他告诉爸爸，先让妈妈治，他还能撑两年，妈妈保住了，爸爸老了就有个伴。记者本来想去陈楠做工的工厂找他，看身患重症年仅21岁的年轻人怎样劳作，陈楠却回家来见记者，他说，老板还不知道他得病，如果知道了，他就可能被解雇，每月三四百元的收入就没有了，经过哥哥的治疗，他的劳作已经量化，多一点儿钱，就可以减轻一点儿痛苦、多活几天。

　　陈楠个子很高，表情平静、谦和。他说他的视力已经模糊，记者离他不到两米远，他看不清记者的眼睛。他原先拉砖，干重体力活儿，可很快浑身酸软，才换到现在的厂子，干些轻活。在哥哥得病当初，他不知道尿毒症有这么严重，没想到哥哥很快就去世了。他知道哥哥非常痛苦，他没怎么去看哥哥，只是在外面加紧挣钱，多一些钱就可以透析一次。他很“漠视”自己身上的重病，他关心妈妈，体谅爸爸，从而忘我。

　　记者看到4月3日陈楠的化验单，肌酐指数为424！

　　■记者手记

　　呼唤社会保障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而不幸叠加的效果想必比乘方还要扩大。

　　陈磊病重时，陈家的亲朋都伸出了援手，陈楠与其母亲又患病的消息传出，县委宣传部等机关为不幸的陈家呼吁，村民们和附近企业开始捐款，多多少少都代表着一份关切。

　　陈家正遭受着不能再大的磨难，但亲情使他们互相搀扶着苦苦跋涉，亲情使陈楠无畏死神，漫天乌云中，他虚弱的身影是那么地动人心魄！

　　写悲情记者也沉重。上个月，本报连续报道了廊坊美丽女教师刘海欣身患白血病决定捐献眼角膜，4月3日，本报报道了文安县婆媳二人接力捐肾挽救患尿毒症的亲人，作为记录人，记者深知类似报道过于集中会麻木读者的神经，但每个事例都是那么真实、沉重，令我们内心难以安宁。经医院检查，陈氏兄弟有遗传的可能，这就好像给悲剧找到了一个缘由。大病致贫已成社会痼疾，生活中的灾难总是不期而至，我们又很少有人轻易抗过。刘海欣在天津住院时，当地启动了社会救助基金，现在不乏愿意奉献爱心的社会人士，但往往缺乏引导和平台。当然，更需要政府健全社会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