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任官员的全新生活

　　“无官一身轻！”这是900年前苏东坡老先生说过的一句经典名言。然而，卸任后的官员在从事什么呢？人们熟悉的场景是：官员们卸任后，有转到人大政协任职，继续发挥余热的，如前港首董建华先生。但是，也有一些卸任官员放下架子，一心务农，如海南省原副省长陈苏厚先生成为全国级别的教授农民；还有远离官场，下海经商的。当然还有部分官员因违法乱纪而身陷囹圄，他们也就谈不上选择了。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官员卸任后的生活似乎有了更多的选择，卸官从教便是生活方式之一。

　　当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从新闻办卸任，转而出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时，这一消息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有这样热心教育事业的社会精英，用他们的人格魅力、学识修养和社会阅历来熏陶一代学子，受益的不止是高校学生，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我国大学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的提升。文章从外部分析了卸任官员从教的意义，而实际上对卸任官员来说，其意义似乎远不限于此。

　　官员卸任当教师

　　科研工作还在继续，摆在案头的不再是文件，取而代之的是文案。放下了每日繁杂的公务，赵启正先生凭借着自己深厚的学识修养和社会阅历，在学术课题研究上不断地推陈出新。

　　2006年4月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梦与和谐世界研讨会”上，身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的赵启正先生慷慨陈辞：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存在严重的“文化赤字”，文化振兴是实现强国之梦的必要条件。

　　获悉赵启正先生要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院长时，前复旦大学校长、现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福家先生表示，“我感到非常高兴，他做院长的确能把多年的工作实践带入新闻教育中来。”

　　赵启正先生成功地完成了“部长变院长”的角色转换，把在政界的经验与智慧转变到对教育的思索与探究。在国务院新闻办工作期间，赵启正先生力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制度化，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各级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也从无到有，使国务院新闻办一跃为中央政府最为开放的政府部门之一。

　　而随着他从新闻办卸任,前往中国人民大学任职，他把这种创新的思维带到了学校，尤其是在通过高屋建瓴式的审视与洞察之后，赵启正先生对新闻专业的教育目的有着新的思考，对新闻专业的学生有了新的培养标准。在赵启正先生眼里，新闻专业绝不仅仅是培养记者和编辑，还要培养政府的新闻官。

　　当谈到为什么到中国人民大学任职时，赵启正先生谑言，“是七条短信逼我就范”，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一方面缘自中国人民大学的盛情邀请；另一方面，赵启正先生自幼就有一个进入高校教书的夙愿，没有想到，在

　　卸官从“新”成为一种现象

　　卸官从教、卸官从商、卸官务农都是官员离职后开展新的生活的方式，这些方式于国家人事管理制度具有新的意义，于卸任官员本人来说，更是人生新的诠释。

　　当赵启正先生达成夙愿、卸官从教成为一时的美谈时，人们不难发现，卸官从教的其实远不止赵启正先生一人。沿着时间往前追溯，比赵启正稍早进入高校的是前中国驻法国大使、副部级干部吴建民先生，2004年7月，吴建民先生从法国卸任回国，马上出任外交部直属的外交学院院长；2003年12月，前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先生在复旦大学的盛情邀请下，出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2003年2月，前

　　而据来自江苏、浙江、上海三地人事部门的统计结果显示，近10年来，公务员辞职每年都在呈增长的趋势。而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林培云和海南琼海市副市长王文进等官员的卸职从商更是掀起了官员第二波“下海”热潮。

　　卸官从“新”成为一种现象，这是卸任官员与社会的双重选择。人们更多的是关注卸任官员新的生活状况。新的事物从无到有，从个体到普遍，无论得失成败，都值得去关注与探讨。

　　“官本位”思想消亡的标志

　　针对“卸官从教”现象，华东政法学院蒋德海教授认为，卸任官员退下来，手上仍握有一定的权力资源。这些权力怎么用，是法治社会应当考虑并加以限制的。官员卸任以后从教，不回避手中的权力资源，而是有可能利用先前的权力资源为教育服务，这对于推进科教兴国、限制权力的滥用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卸任官员原都是中国各行各业的管理者，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卸任以后，利用从教的机会，静下心来总结和概括自己的从政实践，有利于提升先前的管理工作；而且，作为各行各业的管理者，卸任官员拥有的实践知识可以弥补普通教师实践经验的缺乏，更容易受到学生的欢迎，因此应当受到推崇。

　　为什么值得推崇，乃是因为“官员变学者”、“省长变农民”、“市长做商人”的现象应该视为“官本位”思想日益消亡的一个标志。

　　只有当更多的“官员变平民”成为生活之常态，成为你我司空见惯现象的时候，这才彰显了一个社会的全面进步。

　　本报记者 伍洲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