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童年（多图）

　　从中年回到十多岁的童年是一场跋涉，路上必须经历很多记忆缺失的断层，旅途艰难。但我们要告诉自己，学会坚持，且要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乡下的童年

　　曾经有段很经典的对话，一个记者问一个放牛娃：“你在做什么？”“放牛。”“

放牛做什么？”“挣钱。”“挣钱做什么？”“找老婆。”“找老婆做什么？”“生娃。”“生娃做什么？”“放牛。”撇开一些大道理不谈，我觉得那个放牛娃还是幸福的。他最大的幸福就是“只缘身在此山中”，一个在山风野径中行走的人，也许更容易获得恒常的欢乐。

　　放牛是件很惬意的事情。放学后，背个拾柴火的背篓，偷偷往裤袋里塞本小人书，便牵着牛往后山上走。山坡上一些零星的野花兀自开着，山风习习，拂在脸上有种说不出的爽意。我们拿着牛鞭一路拍打，甩手过处那些枝叶应声而落。来到一片绿草如茵的山洼，我们把牛放开，让它们自由地在草丛中享受“自助餐”，我们就坐在草丛里，或看小人书，或透过树叶看天上的云。女孩们用无名花瓣小心地涂着指甲，再笑着举起白嫩嫩的手指，放在阳光底下看。夕阳渐渐隐入山那边的时候，我们也得回家了，黄牛和水牛们都吃得肚子圆鼓鼓的，我们自然要帮它们消化消化：挺身上牛，骑牛回家。一丁点大的小屁孩也不甘示弱，跳着跃着就往大水牛身上爬，往往快大功告成的时候，一得意便失手摔了下来，伙伴们的哄笑声在山谷间洒了一地，淹没了小屁孩摔在地上的沉闷声响。“落马者”噘着嘴，不敢喊痛，咬咬牙继续完成未竟的事业，最后实在爬不上去了，甩甩牛鞭，对着大水牛一记猛抽，大水牛瞪着大眼睛看着小主人，一脸的不知所措……一行牧归的人洒下一路笑声，往炊烟袅袅的村庄慢悠悠地晃过去。

　　那年月，农村的孩子懂事早，天不亮就要起来剁猪草，把鸡食拌好，再生火把昨晚的剩饭放到炕头上热熟。哪天运气好的话，能在鸡笼底下拣两枚鸡蛋，打在稀粥里搅着吃，那精神能抖擞一上午。再在兜里揣上两个干馍儿，留着中午当饭吃，然后赶几里地到村外上学去。那时候，嘴里实在是淡得慌，学校的伙食也是没点油星儿。我们就邀上几个哥们，一伙人浩浩荡荡地到河边抓鱼去。大家撬了教室门窗上的铁钉，用石块砸扁了当吊钩儿，蚯蚓是就地取材，随便翻两块稀泥就能挖一大瓶子。那会儿人脑子特单纯，用鱼雷炸鱼的人很少，污染也少，不像现在，又是电网捞，又是撒诱饵，鱼捞上来全变成畸形的了。我们用泥巴把下游的沟子堵上，扯张破网把水截住，撒上蚯蚓，就等鱼上钩了。现在回过头瞧，这方法特别笨，真有点姜太公钓鱼的架势了。不过，那鱼却扭着屁股扑棱棱全扎到里面去了，大概它们舍不得进化，就是等着救济我们那几张馋嘴的。大家伙高兴得要命，立马分工下去，谁谁谁扒拉茅草起火，谁谁谁为我们可怜的鱼儿开膛破肚，几个毛孩子叽里咕噜地操着方言，都准备着要大干一场。终于，一切准备就绪了，大家把鱼穿在削尖的木棍上，用文火细细地烤，那些鱼仰了身子躺在棍尖上，颤抖着，嗤嗤地响。有时候我们没舍得吃完，偷偷地用报纸包了，带回家留给姊妹们分享。有次我把一只烤得过熟的小虾分给邻居小黑吃，他感激地凑上来，羞赧地咬了一小口，然后就捂着嘴一直不说话了。我自己试着尝了尝，咸得要呛出泪来。打那以后，每当有好东西，哪怕是一粒水果糖，我第一个都会想起他。

　　校园里的童年

　　张广天在人民大学做讲演时说，在八十年代，《眼保健操》一类的教育唱片，每个学校都要买一张。那个销售量足以让宝丽金和华纳唱片甘拜下风，什么马莉亚·凯瑞、杰克逊、麦当娜，没有一个人可以跟我们《眼保健操》打擂台的。这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却也侃出了那个年代的真实状况。眼保健操是我们枯燥课堂中一个优雅的隔断，可它那咿咿呀呀的声音总带着些陈年酸腐味，给人以未老先衰的错觉。老师走后，我们这些耐不住寂寞的毛孩子，便开始在逼仄的桌椅间进行节奏性的狂欢。踢一踢前边穿花裙小女生的椅子，扯扯她翘得老高的羊角辫子，然后示威似的吹着口哨儿。她们刷地羞红了脸，委屈得想哭，偏着脑袋揉住眼眶儿挤了好久，可眼泪最终没有掉下来。如果换到现在，激素过多的女孩儿保准哑着小嫩嗓，说声：“哎，做女人好难！”那会儿她们没辙啊，就自己怜惜自己说：“王小虎（或者赵小羊），真坏，欺负人家，我要跑办公室告你去。”那种不经意爆发的天真真是惹人爱，虎头虎脑的小男孩瞧得傻了眼，胸中陡地升起一股暖意，却又假装满不在乎地操练其他活计去了。而那几十年不变的开场白“为革命——保护视力——眼保健操开始”就像熟悉而陈旧的电视广告，带着点煽情的意味，却和眼泪、欢笑、小撕扯、小打闹完美地交结在一起，成为那个时代最温情的表征。

　　而当时公认最好玩的事儿还属“三八线”。男生们同桌自然不会滋生什么龌龊，大家互道“兄弟”或者“哥们儿”，有争吵也是小打小闹就过去了。而男女孩共处一桌那可就复杂多了，非得折腾个昏天地暗方才罢休。为表示男女有别，桌上儿就得泾渭分明，画出道“楚河汉界”来，你要越界咱可就兵戎相见了。孩儿家的心思真叫人琢磨不透，表面上懊恼你越界，可又巴不得你快点放马过来，这样方才玩得热烈。三八线上得垒着几本书，要不就用削尖的铅笔和蘸了墨的钢笔芯儿充数，场面貌似无聊，可那份紧张劲儿，是一分一厘都马虎不得。总有那么几回，一方听课入了迷，放松了阶级斗争的弦，战火就立马在边境上烧起来。吃了亏的自然不服，扭着屁股墩儿耍赖，说不算，得重来。“什么，重来？咽下去的烂茶渣你还能给我吐出来吗？”拌嘴皮儿谁不会？“你弄疼我了，就是不算！”“不算？你可别耍赖，以为我还治不了你了！”越界的自知理亏，作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改用舌头耍起花枪来了：“你别得意，我瞅到你妈昨儿买菜多拽了别人一把油菜苗子。”“你瞎说，我还瞧见你老爸穿西服从来不脱商标儿！”这一来二去，拌嘴就上升到了人身攻击，吵到最后，双方都有点气结，耸着鼻翼干瞪眼儿。

　　也有让人暂时撇下争斗，沉浸在光荣与梦想里的时候，那就是戴小红花。这是当年最值得怀念的事了，其功效等同于《白毛女》中，老爷子在大雪天扯给喜儿的二尺红头绳。看着胸前别着的一朵纸花儿，那份自豪与荣耀之情，是如今后工业时代下的新新人类永远体会不了的。那会儿我们思想真单纯得厉害，除了埋头用功，就没多大奢侈和盼望了。男女孩子交往还不频繁，剩下的就全是眼前的欢乐：周末戴一朵红花儿，迎着他人的艳羡，趾高气扬地回家。可毕竟僧多肉少，你有了我可能就消受不了，大家伙儿的利益是相悖的。所以我们都得耍些小伎俩，为自己争取一下。于是就有一天拣了三次钢镚儿交公的，有硬扶着老太儿过马路的，还有拉着扯着非要为孕妇让座儿的。这下可真是热闹了，一堆的好人好事让老师听得头皮发麻。这些小手段和小聪明，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是令人心酸的。过分地自我保护和争取，是因为大家在那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一件本来如此美好的事，却成了我们童年里的阴霾，给愉悦的成长抹上了几分功利和凄凉。

　　现在，孩子们再也不会迷恋以往单纯的小幸福，他们吃汉堡，听ｗａｌｋ－ｍａｎ，穿非常鲜艳非常酷的衣服，并且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经营自己的爱情，那些过去了的，只能留待上一辈人来怀念。

　　童年的游戏

　　八十年代的童年是与各种漫漶的风景拼贴在一起的：天井、巷弄、阁楼、老虎天窗、山坡、金黄的麦田、悠闲游弋的猪……我们像掌握了自然奥秘的孩子，在这样广阔的天地里开始了自己的游戏。

　　那会儿最爱玩的是过家家。一群孩子在小河边或者天井旁吵吵嚷嚷，做出煞有介事的样子，俨然进入了安恬的梦土。道具也是纷繁杂芜：狗尾巴草、玫瑰叶片、塑料小锅小碗、铝制刀叉、妈妈的花裙子、红肚兜、绿围脖……一切准备就绪，几个小人儿便开始做着粉红色的梦，导演我们自己的故事。

　　常常是关于爱情，你轻轻掀起我的红盖头，朝我眼里呵着气，你做我的新郎倌，我是你望断秋水的小新娘。有那么几秒钟，大家都感动得眼眶儿发潮，静静地别过脸去，说是被露水打湿了眼睛。这真是小孩子才有的天真和伎俩。也常常会出现争吵，大家都仗着年小，不肯委屈了自己，嘴皮子拌不过就改用手脚。于是，刚才还在做“儿子”的抽起了“老子”，做“孙子”的把“祖父”打得满地找牙。不过，打归打，一把鼻涕一把泪后，哥儿几个都耐不住寂寞，涎着脸又玩到了一起。

　　对了，大伙儿还玩丢沙包，这可不光是女孩儿家的游戏。找一块粗布，拾掇点儿细沙，让隔壁那满脸皱纹的老大妈用针线缝好，小沙包就做成了。我们凑齐了人数，在骑楼底下就开了战。玩的人需要一点野心，更需要耐心与定力。那沙包神出鬼没，你用手接着了，就可以多一条“性命”，但若砸到你肩膀或屁股，就只能缩紧了脑袋，乖乖儿出局。常有些冤家路窄的，扔的人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抡圆了劲往对方猛砸，身子骨单薄点的，非得晕了过去。更残酷的是，兄弟两个，一人砸一人躲，手下见的可是真招，一个闪失，可就成了“骨肉相残”，即使胜利也带了些绞痛。小孩子家，自然会有耍赖，干吗就属我倒霉，也得给我一个翻身的机会，让我上场显显身手。可其他人就是不干，摇着脑袋瓜儿挥舞着一双小拳头，满口的文艺腔：“你得遵守游戏规则！游戏规则，你懂不？”不过，如果是女孩子，那可就另当别论。因为就算最痞的男生，也懂得怜香惜玉。这个小插曲，倒为我们疯狂的游戏添上了浪漫的一笔。

　　之后又流行起跳皮筋。皮筋通常是用废自行车外胎剪成的，最高档的是用医院的胶皮管做的，结实，弹性好。女孩子扎着马尾巴辫，穿了花裙子在地板上一蹦一蹦，看得我们心窝儿发暖。撩人的节奏得伴着儿歌，“马兰开花二十一……”最经典的是“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这一唱可真是轻逸风雅。她们的花裙子在风里一转，再一转，整个夏天的黄昏在翩飞的裙裾中搅动。皮筋是不计人数的，三人十人都能跳，人多了就来个集体大合唱，热闹非凡。它的高度可从垂手，腰间，耳边一直升上去，跳的花样也杂：单腿跳、双腿跳、三步跳、四步跳……输了就换拨儿。她们简直玩疯了，女孩儿的矜持全抛到一边，一年跳破了几双鞋！这游戏虽说是女生的专利，也有些细皮嫩肉的男孩子愣头愣脑地加入进去。

　　抓泥鳅、惹蜜蜂、逮蛐蛐、翻螃蟹、滚铁环、荡秋千、打水漂儿、撞撇拐、背缸倒缸……我们那时可是来者不拒，有啥玩啥。大概，只有年少时才不会像大人一样，面对残酷的生活，感觉到撕心裂肺的疼痛，而我们青涩凛冽的一季，就在这晃晃悠悠中，轻轻地滑过去了。

　　童年的经典零食

　　从中年回到十多岁的童年是一场跋涉，路上得经历很多记忆缺失的断层，旅途艰难。但我们要告诉自己，学会坚持，且要一步一步地走下去。任何一种心灵的过往我们都无法规避，在愉快而平静的路上，就让大家一起，去找寻那失落已久的天真。

　　在当时，最可爱的记忆就是吃冰棍了。悠长的吆喝飘过黑而窄的巷弄，飘过老虎天窗，传到我们耳里。心中便按捺不住，可惜翻遍了身上的角角落落，却找不出一枚可以缓解“焦渴”的硬币。那时，冰棍头的绿豆是最诱人的，兄弟几个都舍不得吃，踮着脚尖举到母亲唇边，她象征性地舔了一口，我们便欢喜地把它装在口盅里，等着它慢慢地溶化掉。闷热的三伏天，知了叫得人发慌，可大家伙儿对着口盅，就那样静静坐着，因为我们小小的心里，都有了企盼。

　　那会儿我们不光吃冰棍，也馋爆米花。常有个老头在这片旧城区猛晃悠，推一辆绿铁皮小车，上面横一块木板，堆了个嵌有仪表的定时压力锅和几袋饱满的玉米粒子。他张开嗓门一喊，四邻的狗就跟着叫唤起来，那效果根本不用做广告。我们自然也不放过这个机会，拉住大人的臂膀扭捏起来，哭着嚷着要吃爆米花。其实，在八十年代初哪有什么好吃的，搞一顿丰盛点的晚餐还得等到过年过节，大人们也想尝些新鲜的玩意儿。于是，他们便顺势推说嘴淡，拉了撒娇的孩子在边儿上假装轻松地等。老头儿望着渐聚渐多的人，很是得意，连往锅里撒料都加了许多虚妄的手势。砰地一声爆响，揭开锅盖儿，荡起一股混杂着烟火味灼烈的香，舀起来立马可食。大蓬蓬的米花儿捏在手上，或从空中抛到嘴里，一点一点地咀嚼，心头牵扯着绵长的感动。因为弟妹儿多，大家又掩饰了欲望推攘着，后来竟是还在襁褓中的弟弟吃得最多，小嘴儿被撑得直冒泡，大伙沮丧地瞪着眼睛干焦急。小妹因为怕事，等一家人走散后，她才敢挪过来，朝那早已空瘪的袋子小心地摸索，过了很久，她抬起小眼拖着哭腔说：“哥——怎么就没了？”那情那景，真叫人此生难忘。

　　总觉得，那时的孩子是充满灵性的，特别是对零食有极敏锐的捕捉力：每当那张卑微愁苦的脸从街角探出来，我们就知道卖泡泡糖的老阿婆又来了。与别的小贩不同，她是从不吆喝的。老人家揣着一个大红布口袋，只需在各家各户稍事停留，孩子们便蜂拥了上去。而谁会想到她曾是一个大家闺秀，谁又能预料到如此显赫的门庭会在“文革”中迅速颓败。居民们都很知礼，不会把财物当面给她送去，因为那只是露骨的怜悯与施舍。大人们纷纷掏出钱买糖粒儿，用这种浅显的方式默默地帮衬她，我们便托了福，可以好好地享受一番美味。口香糖讲究的是细嚼慢咽，直到实在没味了，才不甘心地拿到手里把玩。但那玩意儿很粘，捏弄一下便成了黑黝黝的一团，很不雅观。我们便避开了唠叨不停的父母，躲到一边自个儿玩乐去了。它带给我们的快乐非常短暂，但小孩儿家要的就是那份心情。

　　如今，父母都老了，有次突然听到父亲喃喃地对母亲叨念：“好久没吃过冰棍了，最后的一次享受应该已是三十年前……”才发觉原来年老的父亲，心里竟还藏着这么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愿望。躲在门帘后犯愣的我，忍不住心里发酸。童年的零食现在早就不时兴了，只是不知多年以后，那些立在屋前等我们的人，是否依然在？

　　□旷晨

　　对本版编辑所用相关资料信息一并表示感谢。

　　童年是一条有魔力的根，让幼时的风筝飘扬在了我们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