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一代逐步融入城市生活仍会有不安定感

　　10多年的曲折腾挪后，“飘一代”只能对自己出生和未出生的孩子说：

　　城市是我们的，更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你们的爹妈，拼尽全力却从未真正进入城市，终其一生都将仿若浮生

　　★ 本刊记者/孙展

　　马尔科姆·考利的《流放者归来》里记录的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文化还在青年们的眼中粗鄙不堪。那时候，他们的朝圣之地是巴黎。据说，从旧金山出发，凑足18美元就可以得到一张去往马赛的船票，但仅是三等舱。船舱中挤坐着诸如斯坦因、亨利·米勒、海明威、庞德、辛克莱这些日后被尊崇为文学大师的人。

　　对于很多中国人，从20世纪的最后10年开始，大城市是他们的巴黎。

　　到了1999年，《中国青年报》发了一个很小的报道，内容是讲城乡之间的流动不仅仅是民工，还包括有知识的青年。广州《新周刊》杂志总编辑封新城看到了这个报道，突然联想到一批有着飞翔气质的都市漂流人，思考了将近一年，他给这些人取名叫“飘一代”，并和他的记者们把这个词用作了一期杂志的封面。

　　在城市里逐渐崭露头角

　　看到“飘一代”这个词的时候，李玲还在西安的一所高校读书，一年之后的2001年她到了北京一家报社工作，没有户口，月薪2000。一套普通的民宅里，租住着他们三个从外地到北京闯荡的年轻人。三个人希望能踏踏实实有一个好些的工作，在繁华的大城市里有一席立足之地。

　　“如果说最早飘的那批人是主动放弃自己在体制内的身份的话，我更多的是被迫的。”从1990年代中期之后，大学生们已经从“天之骄子”的位置上滑落，运气好的话，一些人可以通过公务员或是某个事业单位的考试，成为具有稳定工作、体制身份的一员，但大多数人却要像李玲一样到人才市场上去为自己谋个职位。

　　“人人都开始飘，不管你愿不愿意。”李玲说。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蔡翔赞同这句话，但他不管李玲们叫“飘一代”了，而叫她们“新上海人”。因为，每年从各地涌来的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已经成为上海的新族群，到了新世纪的早期，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在这个城市中崭露头角。

　　他们的风头似乎超过了这个城市的原住民，那些早些闯荡到上海的知识白领们占据着跨国公司里的高薪位置，消费着这个日渐国际化的大都市里高档的消费品。

　　不同于80年代靠经商而起的老中产，这批崛起的新中产们更低调，务实，他们不相信“天上会掉下馅饼”，明白一切要靠自己打拼。还保持着对新事物异乎寻常的敏感，知道最新的先锋思潮和另类艺术，对他们不懂的东西，也能保持着理解的宽容。这样的情景似乎在每个大城市都能找踪影。最明显的是精明的房地产开发商看到了他们，直接在广告上拉拢说，“来吧，新xx人家园”。

　　身欲静而心不止

　　从2001年到2002年，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映芳开始带着学生对从外地移民到上海的52个个案进行了深度访谈。陈映芳发现与血缘、业缘、地缘等相关的家族网络、社会网络依然对他们的流动、组织生活和沟通情绪起着重要的作用。看来，家庭出身，仍然影响着他们的生活状态。

　　在这批新移民逐步融入到大都市的同时，还受到一些制度性的限制，比如说户口。

　　户口是什么？胡吗个已经很久没有想这个问题，直到1999年他要到香港去演出，在办护照的时候需要找到自己的户口和档案，于是上天入地般地翻寻，终于发现一个在自己上学的城市，一个已经被返回到家乡。对这种走到哪里也逃脱不了身份证明的尴尬，胡吗个感触深刻，后来他把这种感觉写进了歌词——“屋顶上的那只大花猫，她有福气，有阳台。可以抱着这个城市的户口整日睡觉。真想把她娶过来，摇身一变，上街去。”

　　中国人对于这种无根无据地在都市中游荡的经验似乎并不陌生，至少在更早些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文人有着同样的际遇。鲁迅曾经在上海虹口横浜路景云里的一个亭子间里住了三年；住亭子间的还有沈雁冰，他第一次用“茅盾”的笔名写出《幻灭》《动摇》《追求》三部中篇小说；巴金则在亭子间里，“常常睡在床上，听到房东夫妇在楼下打架。”

　　一样的从乡村、小镇到城市，一样的生活无着，一样的飘荡无根。“他们多数人的写作经验来自生活过的乡村，但也有些人开始尝试描写都市。城市在有些人眼中亲切，在有些人眼中冷漠。但并不妨碍他们都有了新的体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说。

　　这种体验是什么呢？在《移民上海》的序言里，陈映芳说，城市本来是作为流动的人们共同生活的场所而成立的。在相互间互不相知的人们、互不相干地一起生活的城市里，陌生和冷漠是一种宿命。摆脱了传统共同体的“束缚”的人来到这里会找到他想要的“自由”，但同时他失去了“熟悉的社会”，他必须适应这个“陌生的社会”。

　　在城市中他可以获得独处的机会，但他必须承受孤独与冷漠。城市里有现代文明创造的一切便利，但所有的设施和服务都通过金钱与人们发生关系，经济关系会使人们变得理性，也变得无情。在城市里，有生存的机会，有自律、理性，但也有生存的压力，而且人必须要学会独立、自助，一个人完全可能在这里梦想成真，却也可能走投无路……

　　陈映芳说的是上世纪末到上海的新移民的感觉，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所有进入大城市并开始长期生活的一代人的感受。

　　“飘一代”融入“飘时代”

　　回头去找当初的“飘一代”，发现它已经开始变得模糊，那些游荡在城市边缘的年轻人大都趋于定型，他们买了房子，有了妻子，甚至生了孩子。

　　十年后的今天，体制外的人数超过了体制内的人，人人都开始飘，飘的空间也几乎到了“天高任鸟飞”的地步了，可供选择的飘方式也越来越多元，从前新锐的“飘一代”逐渐消弭在中国城市的飘时代大背景之下。庸常的现实的人们淹没了从前的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

　　吴虹飞，6年前出现在“飘一代”这期杂志中的时候，“约24～26岁”，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组建了一支叫做“幸福大街”的乐队，“每周二和周五的下午，在城西一栋居民楼的地下室里，她和她蓬头垢面的乐队辛勤地排练着。”6年后，她是南方一家杂志的记者。

　　而胡吗个，在北京换了10多处住所，五六份工作之后，也稳定下来，并打算在未来一年要一个孩子。“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到底是不是‘飘一代’，就在努力生活的时候时光已经过去。”他说。

　　这种体会，写《流放者归来》的考利也有过，当他看到曾经边缘的一群青年慢慢回归主流时说，“这是一个轻松、急速、冒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度过青春岁月是愉快的；可是走出这个时代却使人感到欣慰，就像从一间人挤得太多、讲话声太嘈杂的房间里走出来到冬日街道上的阳光中一样。”

　　至今，走在“飘时代”阳光下的人们，有很多不敢要孩子，一个对话颇能反映心态：

　　“为什么还没有要孩子？”

　　“没有安定感，总觉得在漂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