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项文化遗产(图)

　　谭振山喜欢屋子里坐满孩子，这样他才总有讲下去的欲望，但通常是有记者来时，村里的孩子才会聚集到谭振山身边扮演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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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农耕时代最后的歌者。他是中国唯一的个体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国宝”，但他只称自己是庄稼把式。他，胸藏上千民间传奇，以善讲故事出名，不料自己也成为故事。当谭振山老人讲述自己故事之时，业已道出中国社会80年之变迁。

　　新民县罗家房乡在沈阳市西北城乡结合部。向任何一个人打听太平庄的谭振山，几乎都会得到肯定答复：“不就是讲故事的老谭头儿吗，方圆几十里哪有不知道的。”

　　还有人会补充一句：听说老谭头儿最近成了什么遗产。

　　遗产，其实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老谭头儿因为能讲1000多则民间故事而入选。辽宁民俗学会副会长、跟踪研究谭振山长达19年的江帆教授说，这些民间故事，全方位反映了辽河平原农耕民众的生产与生活、知识与智慧、理想与愿望等，具有重要的文化史价值。这个出生于1925年农历11月10日，至今耳不聋眼不花、身板硬朗的81岁老人于是就变成了“遗产”，“谭振山”三个字亦不胫而走。

　　按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五年保护规划，有关部门将对谭振山民间故事进行抢救式挖掘，留下音像和文字资料。不过，江帆觉得这样的记录已属无奈之举。“真正有生命力的情境因素都遗失了，就如同花朵被夹到书本里，它已不是鲜花。”

　　江帆称谭振山是“农耕时代最后的歌者”。现在，他看上去正被这个世界记起和重视。

　　故事浸泡的童年

　　我今年81岁了，除了当过3个月的伪满洲国“国兵”，一直在罗家房乡里“转磨”，是辽河边地地道道的庄稼把式。

　　我们太平庄村别看现在不打眼，在清朝却是“大清皇家马场”。再往北三五里有个石佛寺，想当年，那是商贾云集、驿站码头齐全的大镇子。

　　我奶奶孙氏，娘家是开大车店的，店里住着天南海北、三教九流的客人，吧嗒吧嗒抽着旱烟，咕噜咕噜喝着茶水，嘴里总有讲不完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都装进了我奶奶耳朵里。我是奶奶的宝贝疙瘩，她为了哄我，或者教我做人的道理，经常抱着我讲故事，有鬼怪的，有仙女的。

　　受奶奶影响，我对故事着了魔。一个人要是对什么有了兴趣，那是九头牛也拽不回来。六七岁的时候，我开始到处听故事。

　　当时村里哪有什么娱乐活动啊，偶尔镇上来一个唱二人转的草台班子，都像过年一样。东北农闲时间长，六七月和整个冬天都没事干，除了打纸牌，只有听故事，讲故事，图个乐呵。

　　也算偏得，除了奶奶，我身边还有几个贼(方言，很，特别)能讲的人。我三大爷(伯父)谭福臣是风水先生，满肚子贼玄乎的故事，像《关公有后眼》这类故事，都是他讲给我的；我继祖父赵国宝是个木匠，能造大帆船，爱讲《泥鳅精受皇封》这类民间故事；还有学校的几位老先生，像国生武、沈斗山，给我讲过很多地方传说。

　　从这5个人那里，我一共学到428段故事，其中奶奶讲的故事是78段，另外几个人的也都百十段上下。后来听日本的专家说，国际上把能讲50段以上的都叫故事家，那我小时候身边的故事家可老鼻子(方言，形容多)了。

　　现在孩子忙学业，年轻人忙捞钱，

　　四五十岁的人都打麻将去了，

　　讲故事的好光景再也回不来了。

　　60年代以前，主要是乡亲听我讲故事，

　　80年代以后，主要是外人让我讲故事，

　　成了“遗产”以后，

　　可能只剩下对着录音机、录像机讲了。

　　没有故事的故事家

　　我这辈子一直守着庄稼地，自己的经历没什么可说的，讲的都是别人的故事。

　　打小儿(方言，小时候)学的故事，全装在脑袋里，张嘴就来。现在能想起来的大概还有1000(个)出头，最长的故事能讲40多分钟。

　　我讲故事也有选择，遇到读书人，我就讲带诗词的；当着孩子，我不讲鬼怪故事。此外，我不会当众讲那些荤段子。

　　这些故事都是祖辈传下来的，没有新段子。俗语讲：捎话捎多了，捎钱捎少了。故事一茬一茬讲下来，自然就丰富了。

　　故事里要说好的东西，要教人积德行善。在我的故事里，哪怕是鬼怪，也是怕好人的，或者我就说他们是人变的。老故事里有什么觉得不好的，我会处理一下。按照他们学者的说法，我的故事很注重道德教化。

　　农村人那时没有不爱听故事的，我走到哪就讲到哪，名声慢慢就传出去了。我家隔壁的老头儿，多少年了，就爱听我讲故事。他老伴儿就数落他：你干脆搬到老谭家住得了。

　　好比爱唱戏的人，琴弦一响嗓子就痒痒。到了农闲的时候，我在村里更风光了。一般，冬天在生产队场院里，夏天在村头柳树荫下，大家聚在一起说“老谭来一段”，我就来一段。来了一段就有下一段，一高兴就收不住了。十里八村的人都觉得老谭能讲故事，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无所不能，谁家红白喜事要写对子，盖房子起梁要画八卦，也都找我。

　　“文革”的时候，我正在公社做总务。红卫兵戴起了袖标，耀武扬威的，说是要批“四旧”，好在周围的人都替我说话，“老谭讲的都是好的”。这么一来，我被放了一马。

　　那年头，干什么不得留神啊，老两口在炕头说话，也都藏着掖着的。故事不可能再像以前那么讲了，只好整天压默悄(方言，意为不声张)地呆着，但求平安。

　　没故事讲，没故事听，大伙儿都憋得难受。有时候，相熟的亲戚朋友在一起，就说老故事里有很多封建糟粕，我们得批一下，结果借题发挥，以揭批的名义让我讲几段。

　　人比故事更重要

　　大概到了1983、1984年，村里好多人家家都有电视了，街坊邻居的心都被这东西偷去了，听故事的兴趣慢慢就淡了。没办法，嘴皮子是肉做的，哪有电视剧的故事讲得好。

　　1985年，有一个叫李会元的县文化干事找到我，说全国都在搞“三继承”，也叫“夺宝行动”，要挖掘民间艺术，动员我参加。我觉得挺意外。“文革”过去快十年了，我还是得藏个心眼儿，怕把故事讲到外面，将来会受牵连。架不住李会元反复劝，我只好勉强答应。

　　到了县城一看，好家伙，光是一个新民县，就找出几十个能讲故事的。那水平，真是参差不齐，有的只能讲五六段，有的讲的不连贯。问到我的时候，我说我起码能讲几百段，一下把他们震住了。

　　我被选送到沈阳，后来与另外三个人被评为民间故事家，还分别出了故事集。

　　1992年，日本远野市搞了一个“世界民话博览会”，我也被邀请。好多民间故事家在一起讲故事，我记得有印度尼西亚的、德国的、也有日本当地的。我一共讲了三课(则)，分别是《老龟报恩》、《洞房认义女》和《三忍救妻女》。后来才知道，我是中国惟一一个出国讲故事的民间故事家。

　　日本教授野村纯一跟我说，中国的民间故事好，宣传的是道德仁义、真善美。他还说，讲故事的人比故事本身更有价值。

　　现在想起来，真得感谢1985年的“夺宝”，因为“文革”的破坏，也因为社会的变化，我的故事被人忘了，另外一些老的民间艺术，眼看也快没了，幸亏又被一块儿挖了出来。

　　民间故事就像是庄稼，根在土里

　　去年夏天，新民文化馆的人捎来500元，说我是受保护的“国宝”了，有个病呀灾呀得治一治。意思是，我这个人不再属于自己，不能说没就没了。后来接到市文化局通知，让我准备照片，说是要申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讲故事能得到这样的承认，也算没白讲。

　　从中国、外国的专家那里，我知道民间故事也是文学，可以让没文化的人接触文学，受教化。以前哪想过这东西还值得记下来，传下去。

　　当年和我一起被选出来的沈阳四大故事家，有的不在了，有的久病不起。我现在身体硬朗，耳不聋眼不花，但毕竟80多岁了，天有不测风云，要留下我的故事，确实也该抓紧了。

　　文化部门的人说有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主要是花钱买设备，这让我着急，时间不等人啊。我现在的精力，每天录五到十段故事问题不大，就算这样，也得录一两百天。

　　别把故事带到棺材里，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当然，要是它能真正靠人传下去，就更好了。

　　现在人老了，更怕寂寞，没事儿就去找村里老人们聊天，偶尔也讲点故事。说实话，我不喜欢一大帮糟老头子总凑在一起，但是没办法——现在孩子忙学业，年轻人忙捞钱，四五十岁的人都打麻将去了，讲故事的好光景再也回不来了。

　　60年代以前，主要是乡亲听我讲故事，80年代以后，主要是外人让我讲故事，成了“遗产”以后，可能只剩下对着录音机、录像机讲了。

　　教徒弟？从来没敢想过。现在的人都讲经济效益，学个吹喇叭啥的，遇到红白喜事还能挣50块呢，讲故事没甜头，难道我收了徒弟还得养着人家？

　　晚辈中，我的四儿子谭文海和孙女谭丽敏都挺爱讲故事，都能讲上几十段吧，但儿子在家种地，孙女在沈阳一家

　　前些天，我被请到辽宁大学讲故事，礼堂都坐满了，有的大学生拿MP3录我的故事，表示非常喜欢。我就想，民间故事像是庄稼，它的根就应该在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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