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曾是我家老房客

　　4月3日，一个阳光慵懒的午后。

　　年近花甲的林玉英老人带着我们在福州白马南路上细细踱步，间或一些车子在身边呼啸驶过。很难想象，在上世纪30年代，这马路中央的位置原本是一座座院落宅子。其中一

座就是林玉英老人儿时成长的老宅，1932年，时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的陶铸同志曾借住这里一年，成了他们家的老房客。

　　转眼70多个年头过去了，当时台江义洲下池路轮船巷3号的这些宅院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通畅的白马南路。关于这名特殊房客的故事，在老人淡淡的语气中娓娓道来。

　　1932年，24岁的陶铸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在农村广泛发动武装斗争。在福安、罗源、连江、永泰、古田、莆田、仙游等县先后搞起武装，建立了福安等县的游击区，其他各县也有若干小的游击区，为闽东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2年，陶铸和夫人曾志在福州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借住在我家楼下，因陶铸隐姓埋名，父亲只当是普通的房客。轮船巷地势低洼，一到洪水季节，老屋就要“水漫金山”。住在一楼的陶铸一家，床铺底下都是齐腿深的浑浊洪水。即便是这样，他们还开玩笑地说，要感谢洪水，这样一来蚊子就少了……

　　每每洪水退后，那些被浸湿的木头就要搬到阳光下晾晒。我奶奶是“三寸金莲”，平时行走不便；我伯母患有脚气病；而我母亲身体不好，干不了体力活，这时就靠陶铸一家帮忙。当时也有我们帮他们的时候。当时两家的衣服都是晒在门前屋檐下，陶铸一家人经常外出，下雨时候我们就经常帮他们收衣服。

　　最初唯一不适的是，父亲经常在半梦半醒中，听到通往隐蔽山路的后门传来“吱呀”的轻轻推门声。第二天，陶铸总解释说，昨晚走亲戚回来晚了。晚回家的次数多了，反而习以为常。

　　他们住到我家，是通过父亲的一位警察朋友介绍的。这位警察住在大庙山（现福州四中）的消防报警塔里，经常在山脚下的延平路巡逻。父亲的店铺也开在延平路上，一来二去两人就成了好朋友。陶铸那时才24岁，瘦瘦高高的个儿与我父亲及伯父相仿，外人见了都以为是三兄弟，从不起疑心。

　　父亲很老实，是个本分人，从不闲言碎语，陶铸也不多话。陶铸一家在我家住了一年多，两家人很合得来，在生活上从来不磕碰。听父亲说，当时还得挑水喝，经常要雇人家来挑水，三个人“谁在家谁出钱”，从不多支吾一声。

　　1933年，陶铸搬走时，把生活用品都给我们留下了，从此音讯全无。对此，父亲只会念叨而已，从来没有想到主动打听或寻找他们。40多年过去了，直到文革后，福州市委有关部门找到我家，说要给老房子拍照留念，我们才得知这位平日不多言的老房客竟是陶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