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城区正面临城市再生　原居民与新租户无来往

　　文/本报记者牟春燕

　　昌兴社区壬癸坊，与繁华热闹的北京路只相隔一条马路，四周的出口被热辣的现代经济裹了个浑圆。但走进巷子里，只见两边是参差不齐的老屋，门窗残缺，处处显露着落寂，狭窄的巷子里挂满了晾晒的衣衫。这里的邻里关系，因为本地人与外地人的杂居，很难真正融于一体。

　　老街坊迁，外地人来

　　“老街坊们陆陆续续都搬走了，这里七成多是外地人，互不相识，我就成了为数不多的留守者了。”余伯从一出生就在这间40平方米的房子里，一晃五十年了。而今，他站在巷口，从他面前闪过的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

　　“我们这一片都是我父亲那辈从台山过来的，很多人是一起长大的。你看见巷口的那间老屋没有？里面有条望不到尽头的黑黝黝的楼梯，我们小时候经常在那里比赛谁爬得快。”余伯眯着眼睛回忆着，叹了口气：“而如今，有钱人就在好地头买房子，好多搬到同德、广园那边，像我对面那座侨房就租给外地打工仔了。”记者来到附近一间出租房，这套不到60平方米的两室一厅，月租800多元，由于十几个人同住，老旧的房子显得更加凌乱……

　　这一带的租客多在附近的商业街打工，或在附近繁华的路段做“走鬼”。余伯有点意见的就是，每天一大早6时不到，就听见巷子里传出推车噼里啪啦的声音，经常被吵得睡不着觉。“房子是我父亲那一辈盖的！要是有钱在外面买房子，我也早搬走了！”余伯有点儿激动，“其实这里在1992的时候政府就说要拆迁，可是不知道什么缘故，到今天还没有成。”

　　本外地人会长期杂居

　　在老城区繁华都市的深处，像壬癸坊一样的老社区还有很多，原住居民近年来锐减，成了“少数族”。怀着落寞、孤独守候家园的，也绝非余伯一个人；而新租民成了这里的“多数族”，两者却是很少来往，基本上没有什么邻里关系的概念。

　　有广东社会学专家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老城区原住居民的大量外迁，外地低收入打工仔源源不断地涌入，是城市再生过程中必然经历的过程，而原住民与新租民的混居并存的局面，至少要存在50年甚至更长。毕竟，老城区要发展，必然要抽疏这里的人口，广州不可能立刻将旧房全部拆除改建新楼。“以后，中心老城区要么是十分富有的人，要么是贫困的人在此居住。而将来大多数中等收入阶层都会居住在城市周边，城市的扩展与改造运动正在重构长期形成的社区文化格局。”

　　双方谁也不愿多交往

　　原住居民们感慨最多、最为怀恋的当属过去老街坊间的亲密无间，人情味浓得化不开。72岁的方伯说来也是念念不忘：“原来老街坊感情深啊，从细一直玩到大啊，一住就是几十年，从没红过脸。谁家要是做了好吃的，就招呼其他人一起来吃。现在搬走了，他们还会返来相约饮茶。”以前那种“走门串户”式的老邻里关系，如今已越来越淡漠了。渐渐的，搬家的搬家，出租的出租，陌生脸孔越来越多，连邻居的名字和职业都一无所知了。

　　记者采访发现，与新的外来租民的相处，原住居民们明显感受到其中深深的隔阂：“说话都很少，我讲白话，他说湘语。”余伯还发现，老房子的租客经常换来换去，有时一个月就换了另一批人住进来，费事去沟通。以前小区的治安不好，后来街道搞了半封闭式管理，才安全了。余伯想了一会儿，用了一个“狠词”说：“他们打破了我们原来的生活，好像是‘入侵者’。”

　　然而，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外来的新租民，这些城市屋檐下带着泥土味的身影正在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群体。经历了一年又一年的打工生活，他们也想在这个繁华的城市找到自己的家。可是，这真的很难。租住在四喜坊的阿祥来自湖南，他已搬过好几次“家”了，现在替别人开晚班的

　　余伯目前最大的心愿还是买房。“总有一天这里要拆迁的，新房子一定很贵。”说不定哪一天，余伯的壬癸坊就这样从地面彻底消失了……

　　鸡同鸭讲陈春鸣绘

　　（卓珩／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