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死者而歌（图）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5月20日12:15 合肥报业网-江淮晨报

　　新闻当事人：周山（重庆“板界”第一大腕）

　　罗丽（重庆“板王”）

　　采访记者：李早王不在€

　　阅读提示：

　　他们，为死者而歌；他们，在都市角落的葬礼上，以自己的歌声表达家属的丧亲之痛他们是一群穿行于城市葬礼间的职业生存者，以自己的哭泣和欢乐，向生活致敬。

　　这个庞大的人群自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他们一定程度上演绎并见证了１４年中国城市底层社会的鲜活生态。

　　尽管受到限制，但如今他们依然活跃在城市的边缘，成为重庆市民社会民俗民风的一个生动标本。

　　“板界”是什么意思？民间歌手说，你也可以称呼他们为“唱死人子板板的”，这是重庆方言，通俗易懂——哪家有亲人去世，便有街坊好事者前往帮忙。夏日夜间，搭几块大凉板当桌子，吃流水席，喝夜啤酒，之后，搓通宵麻将。在这种场合，当然要请一个民间歌舞班子吼几嗓子，吹吹打打一番，造一点气氛出来，好歹算是“喜丧”。按照民间歌手们的理解，这就譬如搞影视的，有一个影视界，而专为死者歌唱的人群也有一个界——这，就是板界了。

　　记者：能介绍一下自己的业务吗？

　　周山：我的乐队不叫乐队，而叫公司。我们公司有１５０名员工，走得最远的是江津、铜梁、长寿、广安重庆和四川的一些区县。和很多人一样，我从小生在一个偏远的农村，借２０块钱起家来到重庆，卖网箱鱼卖了七八年，得了个外号叫“网箱鱼”。

　　周山现在开一辆奔驰，把他的“死人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他还有几辆货车，车身上有广告：遇见红白喜事不着急，请通知李家沱的“网箱鱼”。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记者：你是怎么想到走这条路的？

　　周山：也就在１９９５年的时候，重庆的网箱鱼不好卖了，我就用攒了多年的一万元去买了一套乐器，包括电子琴、小号、音响、调音台，并成立了乐队，因为喜欢唱“牡丹之歌”，就给乐队取名“红牡丹艺术团”。

　　我会写一手好毛笔字，恰好死了人要写挽联，我就去写，也是我该走这条路。这一发展，还搞出了气势，乐队火爆。不到一年，有人就对我说，你去买点桌子板凳，搞丧事一条龙，包括搭设灵棚，给丧家煮饭，与丧事有关的，什么都搞。于是我成了重庆丧事一条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记者：当年走这条道难吗？

　　周山：最开始，艺术人就踏削我，说我是山区农民。我要求这些歌手给亡灵下跪，这些搞艺术的觉得自己人才美貌，不干。我就请他们到家里来，煮鱼招待他们，给他们解释，这个社会在发展，必须要像我这样用真诚的心给亡灵下跪，我们才能占领市场。不管艺术不艺术，我们要找到钱才是大哥。

　　作为一个职业哭泣者，不仅几乎每天都要哭，而且还要给亡灵下跪，这是很多板界中人也无法做到的。

　　记者：你是怎么过跪下这道关的？

　　罗丽：我要养家糊口。

　　重庆板界音乐哀思晚会最让人震撼的莫过于哭娘了，《哭娘》是一首歌，母亲过世了就哭，这些哭娘者披麻戴孝地像过世者的子女一样，代丧家表达生死离别的哭泣和对母亲的歌唱。

　　哭娘者不仅披麻戴孝，还下跪，还一步步跪向亡灵，边跪边哭边唱，很多第一次看到这种演出场面的人无不感到震撼，她们歌唱和哭泣时的撕心裂肺肝肠寸断无不让现场的人受到生离死别的感染，这不免让我们对哭娘者产生由衷的敬佩。哭娘者不仅哭娘，还哭爹，哭哥哥，哭姐姐，哭弟弟，哭妹妹——不同的对象他们就有不同的歌唱角度。

　　《哭娘》一般作为整场哀思晚会的开场演出，它让整个哀思晚会一下就进入悲伤的沉痛之中。哭娘者在唱这首歌时无疑要付出比唱其他歌曲更多的心力和感情，所以他们一般都会得到丧家的额外小费。哭娘者也成为音乐哀思晚会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人物。罗丽就是这样一个重要人物。

　　“真感情的流露”

　　记者：平时哭那么多，怎么受得了？

　　罗丽：我一直要不间断地接受医生的治疗。因为替人哭丧很费嗓子，而我的嗓子现在是一家老小吃饭的唯一工具。有了这副嗓子，我养活了儿子，支撑起了家庭，还为家里置办齐了各种家用电器。

　　谈话的时候，罗丽刚满９岁的儿子像火箭头一般，从外面猛冲进来。罗丽一边忙着招呼儿子，一边对儿子说，“去看书做作业，妈妈这么辛苦给别人当孝子养你，你要好好读书……”

　　儿子依旧“咯咯咯”地大笑着。９岁的孩子，看来还不懂什么是“孝子”。

　　对于朋友们给予的“板王”称谓，罗丽曾经还有些矛盾。这既是她向圈内同行炫耀的资本，但同时也隐约感觉到其中的不雅。

　　记者：开始唱板板时怕过丑吗？

　　罗丽：我从１９９２年就开始唱板板，那时候只要一说出去唱歌，都要等到天黑了才出去，因为怕熟人看见。在重庆，人们对唱死人子板板的有这样一个特别的看法，认为这是一件很缺德的事，而且还会骂一句，“狗日找死人子的钱”。

　　记者：现在是不是还这样认为？

　　罗丽：当然不了，现在我不认为我和那些表演的歌手有什么不同。

　　罗丽一直很严肃地强调，“唱板板”是她的工作，是她养家糊口的工具。如果哪一天她不能唱或者不允许她唱，她的生活很可能将因此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穷死、病死、或者是饿死。

　　与大多数国人一样，在国企改制的大浪潮中，罗丽和她同在重棉一厂工作的丈夫先后下了岗。初下岗时，每个月赖以生存的是丈夫那两三百元的吊命钱，除了买米买油，小两口哪里都不敢去，因为“跨出门就要钱”。为此，３２岁“高龄”的罗丽甚至不敢像正常女人那样生一个孩子，担心生下来也“养不起”。

　　１９９２年的重庆，还没有丧事一条龙的业务，更没有代人哭丧当“孝子”的人存在。

　　罗丽无意中却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记者：还记得第一次是怎么上台的吗？

　　罗丽：我“第一次”是被朋友莫名其妙地硬架着上的台，因为听说我歌唱得好。听到哀乐在耳边响起的时候，全身像触电一样，僵硬得甚至不敢将头随意晃动，唯一的想法是，赶快逃跑，躺在自己身后的，是一具死人。

　　但随即又不知道被谁推上台去。

　　无奈之中，我开始稀里糊涂地说着所谓的“悼词”，从死者生平到死亡日期，毫无次序可言说了一通，整个过程不足５分钟。本以为会被人嘲笑，不知不觉我开始流泪，只想尽快结束这场闹剧，不至于在朋友面前丢脸。

　　当我颤巍巍地走下台时，就觉得“像突然呼吸了新鲜空气一样轻松”，而丧家竟意外地把１００元钱硬塞到我手里，满含泪光地对我说“谢谢”。

　　自此，罗丽的大名不胫而走。

　　记者：你都为哪些人家哭过？

　　罗丽：从沙坪坝最著名的“雷烧腊”老板到某知名房地产集团的老总，都曾以破天荒的高价邀请我为家中亡者哭丧。

　　那个房地产老板很有孝心，他点我唱《哭娘》，点歌费８００，另外还给了１０００块的小费。他为他的母亲办了３天，３天都举行丧事音乐会，每天的演员都不一样，唯独没换的人就是我。一首《哭娘》，我一个晚上反复唱了７次。

　　一夜７次点唱《哭娘》，在罗丽看来，为她在圈内创造了纪录。

　　记者：能介绍一下你工作的大致情形吗？

　　罗丽：我穿着“工作服”——一身白色的孝服和一双软底黑布鞋上台。将亡者的出生年月、工作情况等等说个近１０分钟，全是亡者如何辛苦持家，而亲人又是如何悲痛的惋惜之词。当《哭娘》的音乐奏起时，我大喊一声“娘呀”，立刻悲壮地跪倒在亡者灵前，拼命地摇晃着纹丝不动的冰棺，哭声震天，声音抖得很厉害，并且沙哑得让人感觉似乎快要晕厥。

　　记者：干这行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罗丽：是尊重死者，进入角色。２００２年，我开始学唱《哭娘》，这一唱，就红了。

　　本来唱歌我也很懂，什么地方轻重，什么地方该用气息把它怄出来，所以要唱出真感情。在唱歌以前的那几秒钟，马上就要进入角色，就把自己当成老人家的儿女，像亲爹亲妈一样。那种撕心裂肺、生死离别的感觉，在那一瞬间，就要爆发出来。

　　记者：那不是长期生活在悲伤的情绪中？

　　罗丽：是的，所以到了后面，晚会还有个欢乐的高潮，我就尽量地“疯”。因为太悲伤了，自己也伤肝伤肺，我就要从悲伤中解脱出来。

　　全重庆市大大小小开展“丧事一条龙”服务的公司有４０多家，而这些老板手底下招揽的主持人、歌手、哭丧者又大都是游走在城市生活边缘的底层人士。他们或下岗，或失业，或没有别的谋生手段。但是，他们和普通人一样，都想填饱肚子。

　　正如罗丽所说那样，“如果还有其他的方法，一个月可以赚到三四千块钱养家，那我也不会选择去给别人当孝子哭丧这条路。”

　　罗丽在投入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