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人士围剿一次性筷子生活陷入困顿

　　本报讯 宋治良，1975年5月生于山西吕梁临县白文镇曜头村一个十分贫困的六口之家，小学学历，深圳市荔香中学面点师，五星级义工。22岁迈出了万里单骑宣传环保的第一步，途中历经艰苦；2003年11月，再次单骑从深圳出发至上海，途经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宣传环保，全程4000多公里。2005年4月获首届深圳市民环保奖，6月获得市首届少儿环保节“突出贡献奖”，9月获得福田区首届“百名来深青年建设者文明之星”称号。

　　“围剿”一次性筷子的行动正在深圳开展得如火如荼，一棵由10万双一次性筷子拼装而成的“还原树”也正在循环展出。

　　这棵树的最初构想者是深圳十大环保市民之一的宋治良。

　　宋治良已累计为深圳环保事业义务服务了2000小时，并将大部分工资收入投入环保项目。

　　但他自己却住在一间6平方米的小屋，没有户口、没有钱，甚至连母亲去世时都拿不出钱为老人买一件像样的衣服。

　　在经历生存和理想信念、自身的热情和周遭的白眼等各种尴尬之时，他为什么仍对环保如此狂热？他经历过怎样的生活坎坷？走过10年环保路之后，他的真实心态究竟怎样？近日，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首届深圳市十大环保市民宋治良。

　　异乡的靓丽拨动环保琴弦

　　“山西是个煤城，我们出去一趟，回来领子就变黑了，根本不敢穿白衬衫出门，但是厦门不会。”

　　旁白：宋治良在家中排行老三。由于贫穷，家中的孩子全部辍学，其本人也只读到小学，当煤矿工的弟弟文化程度更低，至今连一封信都写不完整。

　　记者(以下简称“记”)：13岁辍学之后做了些什么？

　　宋治良(以下简称“宋”)：骑自行车和哥哥起大早到100多里外的县城卖点水果、蔬菜，去一次能挣十几块钱，还做过搬运工、建筑工。1990年，用自己挣的钱在太原学做面点，然后辗转于内蒙、包头、山东、云南等地的餐馆打工，希望能把各地的小吃都学会。

　　记：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环保？

　　宋：1993年，一个从北京打工回来的老乡说“北京人在马路上吐一口痰也要先吐到手绢或者纸里”，我们听了都特别惊讶，因为在村里，垃圾、废旧电池等都是随便扔的，所以也想到那看看，但当时并没有环保的概念，只是觉得新奇。1995年，自己去北京打工，发现北京很多地方贴着环保标语，还接触到一些环境方面的书，这时才开始关注环保。

　　记：怎样关注？

　　宋：就是看到这方面的消息、资料就搜集，但还是以打工为主。直到1997年，一个客户觉得我的面点手艺好，介绍我和一些人去厦门开餐馆，这次经历让我对环保有了深刻体会。一到厦门就觉得那里太美了，像个天堂，自己生活的农村简直是个地狱！而且那次同去的又都是大学生，他们给我讲了很多生态、自然方面的知识，让我感触很深。

　　记：你把自己出生的地方比作地狱？

　　宋：就是差别太大了！山西是个煤城，我们出去一趟，回来领子就变黑了，根本不敢穿白衬衫出门，但是厦门不会。

　　记：家乡一直像你说的这样吗？

　　宋：不是，以前好些。我记得10岁时，家的侧面有座山，山上有树、兔子和狼，我们放牛的时候就去那里玩，吃树上的果子，采山上的花，那是我们的乐园。但是现在回去，满山都是光秃秃的，能卖的都砍了，仅有的一些树，也都是个人的，目的也是等树长大了再去卖掉。

　　记：为什么树都被砍了？

　　宋：穷！砍了树一部分拿去卖，一部分用来种地，还有一些是没钱买煤，就砍柴生火。政府和村民都在犯同一个错误！真是让人心痛。

　　记：这对环境的影响有多大？

　　宋：太大太大了！这也是我深入环保后意识到的。我们西北地区比较缺水，但有地下水，每家每户都打井，一般不用凿多深，水就涌出来了。而树木能涵养水份，既能促进降雨的形成，也能减少地下水的过度抽用，也使水能循环利用，就不会干旱成这样。

　　今年我们那里从开春到现在，总共就下了一场雨，雨量也只有十几厘米。本来我们那里就只能种些玉米、土豆和谷子等粗粮，现在连仅有的一点树木也被砍掉，生态价值已经无法弥补，气候越来越干旱，庄稼都发不了芽，发了芽也晒死了，成本都收不回来。说起来真是笑话，自己种着地还要去买粮！

　　千里单骑宣传环保“太艰苦了”

　　“大部分时间是捡农贸批发市场或菜市场丢弃的水果和蔬菜充饥，没有就挨饿，时间最长的一次54个小时没吃东西。”

　　旁白：厦门之行后，宋治良开始从自己的行动上体现环保，除了自我约束外，他还参与居委会义务清理垃圾，回收废旧电池等环保行动。1997年，他带着150元钱，骑着一辆旧单车，只身一人开始了艰难的2000多公里环保宣传。

　　记：为什么有这次举动？

　　宋：原因很复杂，一是餐馆开展得不顺利，那个领头的合伙人就叫我去到其他城市看看有没有好的店面，150元也是他给的；二是我也想沿途做做环保，了解一下各地的环境情况。但这次行动没有计划，身上就带着两本环保的书，最后走了40天，经过广东、湖南等地。

　　记：150元怎么能走完全程？

　　宋：太艰难了！除了没钱，又是个人行为，没人认可就意味着得不到帮助。当时的150元还包括我买旧自行车的钱，尽管沿途捡些易拉罐等废品卖钱，但还是不行，一天花在伙食上最多时也就是花3元吃两碗面，大部分时间是捡农贸批发市场或菜市场丢弃的水果和蔬菜充饥，没有就挨饿，时间最长的一次54个小时没吃东西，有时饿极了，见到路边的包菜、青萝卜就拨了吃，有次连吃了3天。后来到了西安就病了，胃穿孔。

　　记：据说一位被你叫做“张妈妈”的老人是令你在大病中彻底转变思想的人。她是谁？怎么帮你的？

　　宋：她在当地名声很好，在我最困难、走投无路、家里知道但没钱给我治病的时候，她一直花钱给我治病，而且对我说：“我不要你还钱，只要你好好做人，不要给社会添累。”这让我知道不是有血缘关系的人才能帮你，和你有一面之缘的人也可以为你雪中送炭。我特别感激张妈妈，但是她去世的时候我没来得及去看她……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我，这之后我就想帮助别人，想完成张妈妈的心愿(此时宋治良眼眶发红、声音颤抖)。

　　记：张妈妈对你触动这么大？

　　宋：以前也有，我出来这些年受过很多人的帮助。第一次去宁夏打工，一个河南女孩为了帮我找工作，结果被老板炒了；在内蒙古，有次从开着的火车上摔下来，半边脸流血，到附近村子求助，一个姓蒋的老师当即就收留了我，给我敷药、治疗，在他家住了七八天；那次骑车宣传环保，杭州一个姓陈的大哥很支持我，虽然自己也困难，还是给了我50元，并留下手机号码，说：“你路上有困难，随时给我电话，我保证你安全回去。”……有些人的名字我都叫不全，但我记得他们，一辈子都记得！

　　用自己的工资搞环保

　　“先解决温饱再搞环保？我只能接受一半。”

　　旁白：经过这件事后，宋治良选择了在环保上延续张妈妈等好心人的爱心，心中有了执着、甚至狂热的信念。2000年，刚来深圳半个月的他看到报纸上的义工报道，便立即前去加入，但由于没有暂住证，始终未能如愿。2002年，他与时任义工联环保组大组长余洪亮相识，随后便作为“没有身份”的义工参加了环保组的许多大型活动，直到2003年4月正式加入义工。

　　记：加入环保义工组都干了些什么？

　　宋：参加所有的环保活动。2003年11月我再次单骑宣传环保，这次是代表深圳义工去的，从深圳出发至上海，一直走国道，途经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全程4000多公里，这是我加入义工后最大的一次个人活动。

　　记：你花那么多时间做义工，工作怎么办？

　　宋：确实没好好工作，有时上班也处于不挣钱的状态。当时副大组长欧阳国亮也说要我先解决温饱问题再搞环保。

　　记：你能接受他说的话吗？

　　宋：能接受一半。

　　记：为什么只是一半？

　　宋：我也说不清楚，当时就想不能让他们的爱心在我这埋没，另外我以前去过一些地方，发现那里对环保不重视，即使做环保也多是拉个牌子，活动很少，就想用两年时间学习深圳环保义工的精神、运作方式，毕竟这边的体系比较完善，我希望带些经验回去。

　　记：那根据计划，两年后你带去了吗？

　　宋：去了，当地部门也同意合作，但是操作上却一拖再拖。我做的事情和政府的思路有很大分歧，最后也没办成，我的失败超过成功几百倍。

　　旁白：因为花在环保上的时间太多，宋治良来深后换过好几个工作，但都持续不长。直到去年当选深圳市十大环保市民后，同为环保市民的南山区荔香中学校长贾笑纯将其招到学校当面点师，他才稍稍安定。

　　记：你现在住的地方多大？

　　宋：大概6平方米吧。

　　记：每月挣多少工资？花在环保上有多少？

　　宋：包吃住，1200元。然后水电费、社保、管理费花200元，每月双休日伙食费100元，电话费每月150元，剩下的大多用于环保：制作道具的材料费，比如做还原小树的树叶，钢丝等，还有复印环保资料、参加环保的交通费等。没有余钱，没钱时一天就花3元买6个饼，喝自来水，给家里寄的化肥钱也是找人借的。

　　记：时间上怎么分配？

　　宋：我这份工作一般是凌晨4点到中午1点半和下午4点到6点上班，但是校长照顾我，我下午不用上班，专门做环保，其他时间不是看环保书就是做项目。比如最近这次做还原树，收集的10万双筷子，大多是我和另外几个义工骑着车在华强北、岗夏、八卦岭等餐饮密集的地方沿街去捡，回来后还要逐双用洗洁精和消毒水洗、晒干，一做就是好几个月。

　　“很多人不理解”

　　“你们这些平民百姓是不是疯了？是不是神经有问题？”

　　记：做这些事情别人理解吗？

　　宋：很多人不理解，比如做好还原树去一些社区展示，我们叫来了媒体为其宣传，但是借个工具什么的，社区居委会一些人就很不配合，甚至还说“这是你们要放在这里的，又不是我们请你来的”，而一些企业赞助商，也不是为了宣传环保，要是媒体报道没有出现企业名字，他们就不高兴。政府也有时不支持。我骑车宣传环保到达一些省，他们就不在你的证明上盖章，没有这个章就不会有人相信你干的这个事，因为现在冒牌的也多。当时一个退休领导虽然帮过我，但对我说：“现在某些政府部门吃着皇粮，却没做他们该做的事，你们这些平民百姓是不是疯了？是不是神经有问题？”我很感激他，因为他说的是事实！

　　记：这时候你心理平衡吗？

　　宋：我还是平和的，我定下的目标，我就会去做，不后悔，否则对不起帮助过我的人，心里有愧疚。

　　记：你觉得环保事业可以由个人来推动吗？

　　宋：可以。我们前大组长余洪亮当时组建义工联环保组时只有三四个人，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3000-4000人，他就是例子。我也希望自己的行为能带动一批人，现在已经有七八十人在我的鼓励下加入义工了。

　　“我很矛盾”

　　“心很累，我现在有点身不由己……奖把我给害了，有了这个奖，环保事业我就要一直做下去……做的事情值不值，我也不清楚。”

　　旁白：尽管一直全情投入环保事业，但许多人的不理解，以及连连遭遇的和女朋友分手、母亲去世等打击令他心中开始充满困惑。

　　记：当选十大环保市民是不是特别高兴？

　　宋：刚开始是的，后来就不高兴了，奖把我给害了。

　　记：奖把你给害了？

　　宋：有了这个奖，环保事业我就要一直做下去。结果谈了两年多的女朋友因为这个事和我分手了，她觉得和我在一起太没有安全感了，我是个很重感情的人，这对我打击很大。

　　记：这个时候你觉得做这些事情值吗？

　　宋：我也搞不清楚，我很矛盾，尤其是和女朋友分手，再加上今年3月我母亲去世。母亲走的时候，我连给她买一件干净衣服的钱都没有……(有些哽咽)。出来这十几年，只回过4次家，住了8天，不是不想回，是没有钱。

　　记：你现在到底是什么心态？

　　宋：有点身不由己，一是大家都知道我是环保市民，这让我必须去做环保；二是我对环保付出这么多，做到现在如果不做了，等于前功尽弃；三是如果我不做环保，学校不会再给我这个时间，再加上我文化低，只能在这个方面发展了。我现在是走一步看一步，生活已经进入最低的标准，除了环保方面的目标，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记：做环保10年了，累吗？

　　宋：(沉默了几秒)累，很累。

　　记：身体还是精神上？

　　宋：我体力上能支撑住，关键是心累。

　　记：为什么？

　　宋：生活面临困境，帮不上家里的忙；对于环境投入没有回报，有时人力、财力、精力都投进去了，但很多社会上的人还是不支持，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其中也包括了小部分义工。心理不平衡，然后就很冲动，甚至愤怒，就打电话给许朝雷(一名关系好的义工)说我再也不做义工了，他说我听你说这个已经二三十遍了！

　　记：不平衡？

　　宋：对，我现在的这个不平衡是当时那种气愤造成的，然后我会生闷气，睡上几觉，想以前的事情和张妈妈那些人，慢慢的平衡感又能战胜不平衡。我有时也会昧着良心说话，告诉别人其实环保事情没这么难，比如明明是自己花钱做的，会对一些人说是有企业或者部门赞助，希望他们不要因为畏惧感而止步。

　　“我不现实，但还会继续做”

　　“我只是想完成这个事情”

　　记：那么多人，为什么由你来做环保？

　　宋：是因为那么多人没有走过我这样的路。的确，有些人很有钱，但他们不在乎环保，甚至破坏环保；有些人，尤其是大学生，很懂环保，也知道环境污染的危害，但没有付之于行动的勇气；也有一些人，比我生活还差，却尽自己的能力在做环保！

　　记：你觉得自己现实吗？

　　宋：(顿了一下)不现实。

　　记：那为什么还要做？

　　宋：乡下还有好多人(生活贫苦)，我是比下有余，我想带动他们，其实一路真正帮助我的都是贫困的人，不富裕的人，我感恩的是他们，是老百姓，我也要去帮助那些人。

　　记：你觉得能成功吗？

　　宋：很难说，不能说成功不成功，我只是想完成这个事情。做了就有可能，不做就一点可能都没有。

　　记：这些年，你给家人带来什么？

　　宋：我虽然没给家人一点经济上的支持，母亲舍不得吃一点好东西，但她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我经常寄奖状和媒体对我搞环保事业的报道回去。

　　记：今后打算怎样？

　　宋：继续做环保，我还有能力，我父亲也支持我这样做。他说以前人家(指村民)瞧不起你，看不起你，现在你争了口气，他们尊敬你，我尊敬你！

　　记者手记

　　游走于理想和现实间的矛盾者

　　上月底，记者采访义工联环保组将“10万双一次性筷子做成‘还原树’”的事件时偶然认识了宋治良。

　　当时，“还原树”就摆在他家楼下，而我也看到了他“蜗居”的那个狭小空间——6平方米，除了床和电视，房间就只摆得下平行的两张凳子。采访中，他给我看了因拼装树而被铁丝挂划的多处伤痕，讲了几个月来收集筷子的种种艰难和一些环保的想法……

　　简单的言谈中，宋治良个人生活处于社会底层的身份和他所追求的环保信念实在难以画上等号，他的某些思维和做法似乎脱离实际，这引发了我的思考。尽管此前单骑宣传环保和去年当选环保市民的新闻已将他变成聚光灯下的英雄，但我希望能走进他的内心，了解他的真实想法，为读者呈现一个立体的、真实的宋治良。

　　约访宋治良很简单，但采访后，他成为我从事新闻工作近两年来，对话时间最长的一位受访者，我俩从上午10点一直聊到下午4点多，期间连午饭都没吃。

　　他目前是个思维矛盾的人，一方面说现在做环保有些身不由己；另一方面，又因为不断有青年人因他而加入义工队伍，而被新人的激情所感染，仍对环保抱有热情。

　　而他在送我去车站的路上也告诉我，他从没像今天这样深入的思考过自己做的事。我想这大概也是我在不同的语境中，四次问他“为什么这么狂热？”他始终回答“我说不清楚，真的说不清楚……”的原因。

　　“我不傻，但也不聪明。”这是宋治良对自己的一个评价。他说下月底，他将利用学校放暑假的机会搞个“环保万里行”，到全国去宣传环保。而且他还给自己定了一个“

　　“能实现吗？”我问他，他反问我“才开始，现在怎么知道？”对此，我无言以对，唯有报以祝福。

　　当前，环境污染、环保话题已日益在我国突出，各地政府均出台和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措施，深圳在这方面更是走在前列的位置，宋治良也坦言“政府比以前好沟通了，重视程度大了。”然而，政府在运用各种行政手段的同时，应该怎样更好地吸纳、整合和鼓励民间的环保热情，让环保事业有更多的社会中层力量来推动，实在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张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