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员遭敌伪诱杀妻子苦等65年盼来烈士证

谈阿水的妻子张阿珍已93岁高龄，因轻度中风，她已卧床不起并基本失去说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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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5月22日中午，66岁的谈义生从墙上取下父亲谈阿水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仔细地擦了又擦，再小心翼翼地挂了上去。

　　这是一张迟到了65年的烈士证。1941年4月，谈阿水在执行任务时暴露了其地下党员身份，随后被敌伪分子设计诱捕杀害。60多年来，谈阿水的革命烈士身份缺乏证明而未得到确认。经过多方努力，今年4月底，省政府正式批准追认谈阿水为革命烈士。

　　谈义生双眼噙着泪水说：“这张证书了却了母亲65年来的心愿。”

　　牺牲

　　谈阿水的妻子张阿珍已93岁高龄，因轻度中风，她已卧床不起并基本失去说话能力。5月22日，当次子谈义生俯在她耳边说有记者来采访时，张阿珍顿时来了精神，睁开了双眼，露出一丝欣慰的笑意……

　　谈阿水，1914年9月出生，北桥人(今苏州市相城区北桥镇灵峰村)，1940年初参加革命，在原中共锡东县漕东区委的领导下从事地下情报员工作。

　　“父亲最后一次执行任务是1941年4月，正是在那次行动中他暴露了身份。”尽管当时谈义生并未出生，但母亲65年一次次的叙说，使他对父亲的事迹了如指掌。

　　当时谈阿水带领漕东区短枪班20余人，捕捉伪军杨筱南部中队长汤金福。行动没有成功，却暴露了谈阿水地下党工作人员的身份。汤金福等人借机请谈阿水赴宴。谈阿水起初推辞，但乡丁骗他说江南抗日义勇军漕东区副区长也在，要他作陪，于是谈阿水离家前往……

　　那夜，张阿珍坐在家中等了一夜。但是，丈夫再也没有回来。

　　料想丈夫出事了，张阿珍拖着三四个月的身孕和家人一起出去找谈阿水，可是没有找到。三四天后，张阿珍终于在附近的一条河边看到了已经牺牲的丈夫：双手双脚都被绳子紧紧捆住……

　　当时，谈阿水年仅28岁。

　　等待

　　谈阿水牺牲时，他的大儿子谈洪生才6岁，小儿子谈义生尚在妈妈腹中。“家里没有父亲的任何照片，他在我们兄弟俩的脑海中是一张白纸，只有母亲经常给我们描述父亲的样子。”谈义生红着眼睛说。

　　兄弟俩唯一知晓父亲往事的来源就是现年93岁的母亲张阿珍。谈阿水牺牲后，张阿珍一直没有改嫁，凭着一己之力将儿子拉扯大。“她时常给我们说起父亲革命和生活上的事情，说着说着就哭了，我们也陪着一起哭。”

　　让张阿珍最揪心的就是谈阿水的革命烈士身份一直没得到确认。谈阿水牺牲后，新四军曾陆陆续续派人送来抚恤金。1945年，新四军北撤后，谈家便与新四军失去了联系。解放前夕到1954年之间，谈家又经常收到抚恤金和相关物品。1954年以后，政府颁发烈士证，却没有谈阿水的名字。

　　“母亲曾多次寻找各种线索，她也不断嘱咐我们打听各种证人。按规定，追认革命烈士必须要有2个以上的证明人，父亲是地下情报员，一般只和一个人单线联系，而且时间已经相隔很长，了解他身份以及牺牲经过的人很少。”遵照张阿珍的嘱咐，近几年来，谈义生联系了9个人，范围涉及上海、北京、南京、广州等地，但都不能作为直接证明人。

　　去年12月17日，92岁的张阿珍生病住院后，为丈夫“讨”回烈士证的愿望就更加强烈。谈义生说，他和哥哥很理解母亲的心思，“她只是希望在她的有生之年了却她的一个心愿，也算是给父亲一个交待。”

　　如愿

　　转机出现在了2005年2月10日。谈义生的好友———苏州市相城区北桥镇灵峰村村民潘长宝在翻阅1984年编纂的《吴县党史》时，看到了原中共漕东区委负责人、现已从上海市港务局离休的王彬南的一段回忆录，回忆录对谈阿水的地下党情报员活动和惨遭敌伪杀害的情况有详细记载。潘长宝立即将这一情况告诉了谈义生。

　　“得到消息后，母亲特别的开心，嘱咐我们兄弟俩一定要尽快办好。”除了联系王彬南外，谈义生还辗转苏州档案馆等查找资料。随后，凭着这份回忆录，谈义生执笔向相城区民政部门写了一封要求追认谈阿水为革命烈士的申诉信。相城区民政局迅速作出决定，成立专门工作组开展对谈阿水革命烈士身份的调查和追认申报工作，北桥镇政府也积极配合。

　　“追认谈阿水为革命烈士的主要难点就在于证明的人特别少、时间太久。”相城区民政局优抚科科长赵皖生告诉记者。为此，他和相关工作人员专程赶到上海，找到了王彬南。由于王彬南年事已高，看不见也不能写，他们只能进行录音，整理成文字后又念给他听，再进行修改，直到他认可为止，足足花了两天时间。

　　尽管王彬南的证明材料很详细，但只是一份孤证。按照《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孤证不能确认烈士身份。鉴于王彬南身份的特殊性，相城区民政局向区政府提交报告，相城区政府又向苏州市政府申报追认谈阿水为革命烈士，苏州市市长阎立还亲笔签发了给省政府的申报材料。2006年4月20日，经过一年的努力，江苏省政府终于追认谈阿水为革命烈士，并发给其家属《革命烈士证明书》，并按烈属给予抚恤优待。

　　5月10日上午，张阿珍在两个儿子的搀扶下勉强坐了起来。她双手颤抖着从相城区民政局领导手中接过了那份迟到了65年的烈士证，摸了又摸，擦了又擦，老泪纵横，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好高兴······”

　　“母亲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谈义生欣慰地对记者说。快报记者吴明明谊磊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