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户口少年创立组织强收保护费

　　几年前，北京某区有一个专门敲诈学生的团伙“三合堂”，他们自立帮规，每月交会费，除自封“堂主”的老大是18岁的无业青年外，其余30多人均为14至17岁的青少年。如今昔日“堂主”已经出狱，但他却因为没有户口、没有家庭，继续浪迹社会。更让人揪心的是，还有不少和他类似的“黑孩子”正在社会上艰难地生存着。

　　前科闪回

　　没户口13岁起浪迹社会

　　蒋明(化名)当年案发时只有18岁，家住东城区沙井胡同。他的母亲刚生下他没多久就离开了家，之后父亲又因涉案而被判刑入狱。蒋明自出生后就没有户口，和年事已高的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小学毕业后辍学在家，从13岁起便浪迹于街头巷尾，逐渐变成了一个无人管教、放荡不羁的野孩子。

　　“我羡慕别的孩子吃喝穿戴不愁，羡慕他们有人疼爱，但这些对我来说没有，这辈子也不可能有！”蒋明为了也能过上别的孩子那样的幸福生活，便将眼光瞄上了自己那些哥们儿:“只有依靠朋友、依靠自己，才能达到这个目的！”他萌生了拉个帮派的想法。

　　18岁男孩

　　召集“三合堂”

　　2000年7月，蒋明照着电视上看到的情形，召集另外几位“哥们儿”——时年17岁的在校中学生贺某、张某、崔某等人，成立了一个名为“三合堂”的帮会组织，蒋明当时推荐崔某为堂主，自己自封为军师，后因崔某退出，蒋明便接任堂主。

　　蒋明要求参加“三合堂”的成员必须崇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每个人入会后都要恪守“有钱大家花，有难大家帮，打架一起上”的规矩，为统一团伙的思想，蒋明还曾先后在景山公园召集团伙开会，对全体成员训话。

　　每月交会费

　　就能受“保护”

　　“三合堂”成立后，蒋明等成员开始在北京一些学校对外声称，周围几所初高中学校的学生，谁能每周交上10元至25元的会费，“三合堂”便能保护他们不受别人的欺侮，还能帮他们“铲事”，但受保护的人必须加入“三合堂”，并每月交纳会费100元，而且收取会费时间固定在每周五。一审案卷显示:最小的一笔会费只有10元，但最高的一笔达到2000元，累计达8000余元。正是那笔过于高昂的2000元“会费”，一位“会员”无力交纳又惧怕遭到“三合堂”的打压，最后报了警。

　　强收“保护费”8千元

　　获刑两年

　　自7月成立至案发的3个月内，“三合堂”迅速壮大，由最初的7人发展至成员超过上百人，有时一天就能发展十几个人，至案发时共有成员152人，其中在校学生96人。蒋明还曾向成员下达突击发展会员的指标，即每周至少发展两人，如完不成任务，须交200元作为罚款。仅蒋明一人，3个月就收取“会费”或“保护费”8000余元。

　　一些被引诱或强迫加入“三合堂”的学生，为交会费，不得不把家长给的零用钱或早餐费攒起来作为会费上交。如果有人不按规定的时间和数量上交，将会受到“三合堂”骨干分子的打骂和惩罚。而在“三合堂”活动较多的12所中学，学生们一提“三合堂”和蒋明，就会想到“开瓢的、抡灭火器抡椅子的、裤腰上掖着弹簧刀”，谈虎色变。

　　2001年8月1日上午10时，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蒋明有期徒刑2年。

　　艰难现状

　　出狱后屡失业再次流浪

　　2002年10月13日，蒋明刑满释放。

　　东城区交道口街道办事处的李威，当年曾参与帮教蒋明。她回忆说，在蒋明该上小学时，街道干部曾经为蒋明的户口奔波过，但因为蒋明的父亲不承认这个儿子是亲生的，而且也没有找到母亲，因此始终无法落户。2002年蒋明出狱后，爷爷奶奶已经去世，父亲将房子卖了，蒋明便彻底成了无家可归的人，至今杳无去向。大前年有人曾经在胡同里看见过他，当时蒋明穿着皮衣，手上戴着银链子，还开着一辆汽车。

　　当年曾在一个院里住、看着蒋明长大的邻居索奶奶惋惜地说，小时候蒋明长得聪明可爱，院里邻居街坊都特别喜欢他。就是因为家庭环境不好，爷爷奶奶只能让蒋明吃饱穿暖，其它的根本就管不过来。因为没有户口，蒋明小学还没毕业时就没有心思学习了，跟不上功课后来开始在社会上混，到处向别人借钱，再往后就走上歪路了。

　　法官曾陪蒋明赴河北寻母

　　二中院的高法官给予过蒋明很大帮助，甚至曾带着他去河北寻找生母。她至今和蒋明有着联系，但没有同意记者想直接采访蒋明的要求。高法官只是透露，蒋明目前的现状并不太好，可以说还没有走上人生的正轨。“如果蒋明要是自闭的话，他早就走上绝路了。”高法官说，“我和他说有困难就找我，我帮你解决，但实际上太难了。”高法官曾经给蒋明找过工作，但帮忙的朋友得知蒋明曾经蹲过监狱而且至今没有户口，就埋怨她说“他没有工作经验不要紧，但连个户口也没有，将来要是出了事怎么办？”朋友不愿意招惹麻烦，高法官也只好作罢。之后蒋明自己也找过几份工作，但试用期一过，别人都留下了，惟独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解除合同。原因只有一个:他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

　　高法官记得蒋明曾经问过她这样一个问题:“怎么判断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蒋明在监狱里认识一个“大哥”，在蒋明出狱那天，天儿挺冷的，只有那个“大哥”拿着棉衣站在监狱门口等他出来。“您说邻居都是好人，可是没人愿意管我，只有这个‘大哥’记得我出狱的日子，他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我觉得挺意外的。那您说，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高法官曾经带着蒋明去找他的母亲，但无功而返。“一个人的生存环境肯定会影响他的人生道路。”这个孩子，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依我国法律，他是必须承担责任的公民，可以被判罪；但刑满释放后，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他却不是公民了，无法生存……

　　还有多少这样的孩子

　　他会成为第二个“蒋明”吗

　　“我们最近接触一个男孩晓苗(化名)，刚上小学，母亲找不着了，也没有户口，”交道口街道办事处的李威说，“如果管不好，这个孩子将是第二个蒋明。”

　　碰巧的是，晓苗所在的社区正归蒋明当年所在的居委会管辖。居委会孟主任说，晓苗今年8岁，属于非婚生子女，母亲早就不知下落。晓苗1岁时，他父亲因盗窃被判入狱，2004年出狱后娶妻再婚，夫妻俩都没有正当职业，靠低保为生。如今，晓苗和父亲、继母以及奶奶生活在一间半平房里。孟主任说，奶奶已经80多岁了，平时靠捡破烂为生，晓苗的生活学习缺乏管教，连每周洗澡都是由居委会大妈上门叫孩子去洗。

　　“黑孩子”上学有着落了

　　和蒋明完全相同的是，晓苗至今都是一个“黑孩子”，因为他和生母联系不上，不能提供出生证明，而且父亲拒绝去做亲子鉴定，因此晓苗上户口、正常上学也都成了泡影。以前晓苗没有上小学的时候，经常去鼓楼附近闲逛，向外国人乞讨要钱。在街道、居委会努力下，目前有一家公司愿意全程资助学杂费，8岁的晓苗开始在一所小学上学。“至少小学阶段的学费、饭费是没有问题了。晓苗这孩子其实挺聪明的，数学期末考了92分，可就是缺乏好的家庭环境。”

　　他和父亲、继母、奶奶挤在一间半平房里

　　在居委会沙大妈的带领下，记者来到鼓楼附近一条胡同里的晓苗家。在一间低矮破旧的自建平房里，晓苗因为发烧，脸红红的躺在床上，身上盖着一床已经看不出颜色的被子。奶奶翻着书包不停地唠叨着:“你把退烧药放哪儿了？”隔壁，晓苗的继母絮絮叨叨地说:“我可不敢管，万一吃坏了，都是我的事！”

　　“都怪他爸，昨天晚上回来非把孩子轰到大街上，结果着凉了。”翻了半天，奶奶从一个脏兮兮的塑料袋里找出一盒药来，给晓苗喂了下去。“他爸又出去了，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晓苗的继母说，“他爸脾气不好，我平时根本就不敢管。上户口的事，他爸说做亲子鉴定万一出了问题，还不如不做呢。再说晓苗上学的事，不是有街道在管吗？”听着继母和奶奶之间的争吵，晓苗默不做声，瘦削的脸上只是麻木漠然的表情。

　　后记

　　在我国，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就意味着不能正常上学和工作。像蒋明、晓苗这样的孩子，在社会上还会不断出现，他们的未来究竟在哪里？怎样才能避免晓苗将来成为第二个“蒋明”呢？记者王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