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管理者常以新加坡为例来为自己严厉的管制辩护。在新加坡赞美广场吐口香糖的代价是罚款1万新元并游街示众。在北京，开黑车载客最高罚款50万元人民币。可同样的重罚带来的却是不一样的结果。新加坡的赞美广场光洁如玉，而北京的黑车却依然蔚为壮观。严厉的管制，为什么没有给我们造就一个秩序井然，和谐温情的城市呢？
我们的城市秩序不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城市的管理者也不完全是市民的代理人。当
管理者严惩违规者的收获与自己的收益是一种分成关系的时候，高额罚款便是最方便的管理模式。此为其一。
其二，我们的城市管理没有明确的规划。公共监督信息的缺失使得管理者形成内部人控制现象，结果便是罚款的随意性极强。罚款的去向、罚款与执行惩罚的人员之间的关系都笼罩在一层面纱之中。
其三，城市的管理者往往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委任制的管理者往往将短期的收益看得最重。管制比市场能带来更多的直接收益。在城市管理的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的组织结构中更是如此。
最根本的一点还在于我们没搞清楚市场秩序与公共秩序的界限。北京公共交通的不完备和出租业因为垄断暴利，才使得黑出租逐利铤而走险。管理者首先破坏了市场的秩序，其维护公共秩序的行为才类似于强盗看家。
□魏凤春《市场报》2006年5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