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暴力"终于留下把柄

　　《收保护费从头到尾被监控》跟踪报道

　　廖某狡辩：我又没逼他给钱，我只是告诉他有人被我挑断脚筋

　　在看守所里呆了几天，一看见前来提审的警官王勇，廖某就问：我还要被关多久，外面的一些小弟还等着我安排生活呢。有意无意间，廖某始终小心翼翼地回避着“保护费”

这一说法，在他看来，似乎只要没动手逼人家交出钱来，就算不上是“收保护费”。

　　他说：去年，我的一个朋友收保护费，直接跑去找人家要钱，人家不给就打人家，结果到现在还没放出来。我没那么傻，那是直接挑战法律。

　　王勇告诉记者，其实这正是廖某观念上的一个误区，他一直没有认识到收取保护费这样的敲诈勒索，并不是只有动手的才算数。“他以为最多拘留几天就够了，被刑拘已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但对于带有恶势力性质的敲诈勒索案件，重罚是必要的。”

　　昨日下午，记者经警方特别批准，进入看守所见到了廖某。

　　同胞兄弟，我们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廖某被抓后，金山警方开出了给嫌疑人家属的通知书。廖某提了一项特别的要求：不要把通知书寄给我父母。警方答应了。昨天，廖某在泉州工作的弟弟知道消息后，找到金山派出所接下了这张通知书。

　　“我父母最疼我，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干了什么。”廖某一直骗父母，说自己在房地产公司工作，他和弟弟的关系很亲密，当年袭警的起因，就是弟弟和生意对手发生争斗时，对方报了警。

　　“我的性格比较暴躁，弟弟比较温和。初中毕业后，我就和社会上的朋友混在一起了，他则去参加工作，我们的生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虽然他不承认自己是“坏人”，但他很明白：我们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弟弟出差途经厦门时，在哥哥那里住了两天，“他一下就看透了我过的是什么生活，他也很担心，但是怕父母伤心，他还是答应我不会告诉父母。”

　　廖某每个月要给家里寄千元左右的生活费，相对于他的“月薪”来说，这只是一个小数目。廖某说，平均算下来，他一个月可以有两万多元“进账”。关于这些收入的来源，他告诉记者，都是自己替人家摆平事情的报酬。“我最多的时候一次拿到6万元，那次是帮一个赌六合彩的女子。她的上家卷款逃跑了，下线向她敲诈9万元，她找到我帮忙。”

　　廖某对自己的口才十分欣赏。他说，他在江湖上也算出了名的谈判高手，很多人都是慕名找上门来的。他说，有一次几个小弟在福津大街某餐厅吃到一只苍蝇，跟店主吵了半天，廖某上门后15分钟就摆平了。“我一般不动手动脚，只是把利害关系给他讲清楚，他自然就明白了。”

　　记者追问他如何“讲清利害关系”时，他斟酌了很久，最后不得不承认，其实“利害关系”就是威胁对方如不听话就会被挑脚筋之类。当然，一般人不会笨到连这种“利害”都不明白的。

　　江湖兄弟，就算他要我干更狠的事也不好拒绝

　　廖某说，自己对收保护费的事很看不惯，因为觉得赚那样的钱不合法，是“直接向法律挑战”。说起当天晚上的事，他有些后悔，说其实都是替朋友在讨钱。

　　他说，阿明和自己几乎每天都粘在一起，他知道最近阿明赌博输了很多钱，还借了高利贷。“那天，阿明跟我说想找那家餐厅老板弄点钱，他提出去砸店要钱。我说不行，那样太直接了，我的办法比较温和，不算违法。”

　　廖某一直强调，他并不是向店主收保护费，而是店主自己要给他钱的。据他说，闹事的小弟都是阿明指派的。“我惟一失败的就是最后没能控制住，让小弟砸了店。”按他最初的设想，是先按兵不动，把餐厅生意搅黄了，店主自然就急了。“我就是要逼得他自己主动跟我联系，那样就不是我向他要钱，而是他急着要把钱送给我了。”

　　虽然每个月有两万元“收入”，但他说，这些钱花不了十几天，除了供他手下的一群小弟生活，平时他自己的消费水平也都属中上等。“供养小弟的生活费只是小钱，我每个月有25天都泡在迪厅跳舞，穿的都是名牌服装，钱花得很快。”廖某说，他手下的小弟绝对服从他，因为他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他们向往的生活”。“我觉得人不一定要什么事业，活得开心就好了。”

　　对朋友，廖某似乎有些“中邪”。他说：替阿明去收保护费还不算什么大事，如果阿明让他去干更狠的事，他很可能也会去做。“他是我朋友，我没理由拒绝他。我的小弟向我要钱也不需要理由，只要说一声，要100给100要200给200，我从不问他们钱花到哪去了。”

　　暴力，并非犯罪的惟一证据

　　廖某是个很谨慎的人，在讲述自己的江湖生活时，他一直很小心，但还是不小心说漏了嘴。“我从不在我住处附近干违法犯罪的事。”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很认真地说了一句。记者顺着这句话反问：那就是在其他地方违法犯罪了？

　　他一愣，笑了：没有啊，我在哪都没干违法犯罪的事。

　　其实，审讯的休息间隙，廖某在和记者聊天时，曾无意中说过，以前在莲坂附近也干过几次收保护费的事，不过都是采用了他的那种“非暴力方式”，因为没有证据，当地派出所也拿他没办法。这种让廖某得意的手段，使得他在厦门的五六年江湖生涯中居然没有留下“污点记录”，没想到最终栽在金山派出所手里。

　　对事件发展了如指掌的警官王勇说，平时办案中，像收取保护费这种较为隐蔽的违法行动，警方查证的难度较大。在不少案例中，当民警接到报警赶到现场时，被雇佣来的小弟在打砸之后已一哄而散，而目击证人肯作证的也不多。

　　金山案例的成功之处，在于警方的抢先一步。廖某说，小弟刚开砸民警就一下子控制了现场，根本来不及反映。他一直耿耿于怀的是“砸错了”，但王勇很肯定地说，即使没有最后砸店的行为，也足以认定他敲诈勒索的事实。

　　被廖某视为“文明行为”的威胁方式，其实属于一种“冷暴力”。它没有暴力的具体行动，但却具有暴力的效果，“相关法规很明确，敲诈勒索可以是使用暴力也可以是以其他方式进行威胁。”王勇说，像廖某这种有意影响餐厅营业、逼迫店主就范的行为，以及谈判中的威胁性语言，就是典型的敲诈勒索，而不一定非得打人或砸东西。

　　王勇说，像廖某这样狡猾的老手，肯定不允许受害方有第三者作为人证，但只要有音像资料可以证明其谈话内容，同样可以作为证据。退一步说，即使连这场谈判的内容都被否认，还可以从事件发生的因果关系上推断，比如，来意不善者在现场摆下场子，与造成的事实进行关联，即可以获得相应的证据。

　　“除非你什么都不做，否则总会留下痕迹，警方一定会抓住犯罪行为的把柄。”王勇警官很自信地说。

　　记者 蒋怡丹(来源：厦门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