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工家庭能扛多大风险

　　不认命的女人

　　此前，病痛——包括其他风险——已多次打击这个普通农民工家庭。

　　2005年春节后，陈爱华在合肥某工地当水泥工。“女性不能从事这样繁重的体力活，”刘开明说，“这违反了劳动法、妇女权益保护法。”

　　但求职屡屡受挫的陈爱华别无选择。就在为自己的工作“庆幸”时，她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脑袋狠狠撞到了地面。CT 的诊断是“头颅骨开裂，有淤血”。

　　夫妻俩不得不面临一笔医疗费的压力。

　　几乎所有的兄弟姐妹都赶到了合肥。住院之初，亲人们到处寻找工地老板讨钱，但老板一直不见踪影。

　　在当地劳动局的协调下，老板勉强支付了医药费。但陈胜发回忆说，“如果这天医院说要1000元，老板就只给500 元，还一直拖。”住院一个月后，老板便不再理会这位女工。她没能获得误工费，也没有任何补偿——她与老板没签合同，属于《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描述的30.62％，这份报告是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4月发布的。

　　陈胜发记得，医生认为陈爱华可能留下后遗症。亲人们都劝她再住院观察一段，但她心疼钱，草率地离开了医院，自己在小诊所里开了一些药吃。

　　“后来，妈妈一想事情头就会痛。”吴维林说。

　　2005年中秋节过后，一家3口辗转到安徽淮南，这次的包工头是陈爱华的弟弟陈胜和。但这也没给她带来好运。弟弟安排她在一家连锁超市的工地上当瓦工，老板开出的工钱是每天30元——这让她兴奋。

　　辛苦100多天之后，老板却只能支付30％的工钱，让他们先回家过年。陈胜和懵了，没想到这几年的拖欠民工工资大潮会冲到自己身上。他和姐姐一起找老板讨钱，找劳动局投诉，但最后也没能领到属于他们的工钱，4万多元就这样打了水漂。

　　不得已，陈爱华只能先回老家过年。那里还有他的希望——在老家，10多亩的毛笋已经被菜贩子收走，他们商定在冬天回家时结账。

　　虽然当年毛笋价格下跌，每斤只能买6元，但不出意外的话，她依然会有1万多元的收入。然而，住在乡里的菜贩子不见了踪影……

　　“除了在吃团圆饭时，母亲笑过之外，更多的时候是愁眉苦脸。”吴维林回忆说。

　　大年初二回娘家，陈爱华和陈胜发在小屋里说悄悄话：

　　——　“你的命怎么这样磕磕碰碰的？”

　　——“我也不知道。”

　　“能养家糊口，能供孩子读书，能有间房子，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了。”陈胜发说。

　　“这个年龄应该是事业不断上升的时候，但陈爱华的遭遇太惨痛了。她又是一个不认命的人，好强促使她跳江。”刘开明说。

　　而这场妇科病，成为压在陈爱华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典型的打工家庭

　　今天，吴维林小心地保存着惟一的“全家福”。相片上，吴方华留着小分头，国字脸庞，很像一个书生，他紧紧搂着爱人。陈爱华眉清目秀，梳了一条马尾辫。

　　吴方华一家来自江西宜黄县小付元村——位于山沟里，没有马路，没有电灯，几乎所有村民都搬到了乡里住。结婚后，吴方华也搬了出来，租了两间平房。

　　“晴天时阳光进得来，下雨时水也能漏进来。”陈爱华的大哥陈胜发说。现在家中惟一值钱的东西，还是陈爱华的“ 陪嫁”——一部黑白电视机。

　　1990年后，两个儿子相继出生，吴方华把主要时间放在照顾孩子上，只有在农忙后才出来找点小工。1999年后，他才常年在外打工，和其他1970年代出生的农民构成了第一代农民工大潮。

　　这也是一个外出打工家族。吴方华的4个兄弟、陈爱华的4个兄弟姐妹都在浙江、广东、上海、福州、安徽等地辗转，或者进厂，或者在建筑工地上。

　　丈夫不在家，陈爱华挑起了所有的农活，甚至超出了一个女子所能承担的重担。

　　山沟里的田地几乎没有村民愿意耕种：山里有麻雀抢食、野猪糟蹋，而且只能种一季水稻，收成几乎折半。但陈爱华除了耕耘自家地外，还承包了其他村民的田地——总共10亩。陈胜发经常看到，妹妹挑着100多斤重的木柴从山里走回来。

　　在乡里，陈爱华尝试着各种赚钱的小买卖。她的遗物中，有一张写在香烟盒背面的纸条，爬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详细记录着制作油条的方法。

　　“这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工家庭，试图通过勤奋的劳动去改变她自身的命运。”刘开明说。但几年过去了，家境依然贫寒。2004年，夫妇俩作出决定，让正在读初二的吴维林辍学——与其让成绩不好的孩子每个学期花500多元，不如让他出来打工赚钱。夫妇俩又把小儿子送到了县城一所寄宿私立中学念初中，每学期学费3000多元，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经济负担。

　　“他们宁可让孩子上高价学校也要改变命运，代表了中国农民想改变命运的倔强性格。”刘开明唏嘘说。

　　为了孩子的学费，夫妇两个又开始在城市中辗转，直到梦断闽江……

　　苦寻亲人遗体

　　6月11日，亲人们租了一条渔船，在茫茫闽江上寻找尸体。一整天，无功而返。

　　今天，两名亲戚准备坐车到海边继续寻找。吴维林和其他亲戚则到了福州大学，有一名从事慈善事业的退休教师愿意为他们提供吃住。

　　如果再没有消息，他们将放弃搜寻，因为他们已经无法承担车船费——每天500元。

　　在家乡读书的小儿子至今仍然蒙在鼓里，亲人们不敢告诉他这个悲剧。

　　“现在我首先要找到爸妈的尸首，然后弟弟不能停学，我也要生存下去。”吴维林依然穿着那条花哨的牛仔裤，但似乎长大了不少。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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