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反扒联盟尴尬中诞生 成员靠老婆生活(图)

联盟成立第二天，他们就举办了一场义务宣传活动。本报记者　闫艺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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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

　　郑州民间反扒志愿者6月11日宣誓成立反扒联盟，逮小偷与做宣传同步。但是联盟还未运转，即面临致命问题:活动经费哪里来？会不会违反法律？

　　除却上述疑问，更多市民关心的是，他们的行为是义举，还是忽悠？是见义勇为，还

是谋生手段？该提倡，还是该敬而远之？反扒联盟能否存活？

　　［反扒联盟之目的］“让小偷失业”

　　6月14日下午4时。

　　郑州市陇海路与工人路交叉口。

　　刺目的阳光，透过树叶缝隙射下来，斑斑驳驳。

　　一身深色衣服的聂光增(下称老聂)行色匆匆，眯着眼对付那些跳跃的光线，衣服下摆及裤管处，还保留着刚刚抓贼的痕迹。

　　“联盟刚成立，事儿多，啥都顾不上。”

　　一路上，老聂一边不停地应和着驶过的警车、路旁的小贩以及不知名路人的招呼，一边加快脚步往联盟的临时聚集点赶。

　　那边很多事在等着他，比如到民政局注册、制定联盟章程等。在郑州，老聂无疑是“名人”，尤其是在繁华地带的沿街商贩眼中。

　　6月11日，“名人”老聂和其他十几个同道中人一起，在郑州市金水河畔宣誓成立了一个郑州反扒联盟，目标是抓小偷。

　　“让郑州小偷都不干了，让外地小偷来郑的时候，是为了玩、为了办正经事，就是不敢偷。”老聂说，“目的就是这，半点也含糊不得。”

　　除了目的，还得说说手段。与过去单打独斗抓小偷比，联盟的主要任务又多了一项——宣传。

　　联盟另外一个创始人周峰的名片背面，用比名字还大一号的字印上了“义务宣传反扒、防盗、防骗等各种防范知识”。

　　联盟成立第二天，他们就举办了一场义务宣传活动，地点选在了郑州市文化宫社区，规模不大。“台下的人，一会大笑，一会鼓掌，热闹着呢！”老聂眯着眼回忆。

　　而最让老聂自豪的是，那一天的照片上了报纸的头版。“这是小龙，原来他可是个‘老大’，他讲抓小偷的手段还不跟玩一样。”老聂指着照片上一个小个子男人说。

　　［反扒联盟之动力］“记不住听到了多少感谢”

　　说起老聂的反扒历程，可以追溯到10年前。

　　10年时间，亲手抓获1400多个小偷的经历让他赫赫有名，但也让他被很多人“誉”为“傻子”。

　　“比起市民给我的动力，这不算啥。”老聂大手一挥，上面的斑斑伤痕清晰可见。

　　在老聂的记忆中，被帮助人的感谢声，远远要比那些恶意的、怀疑的目光来得更多一些。

　　“我能记住什么时候什么事让什么人对我冷眼相向，但我记不住多少次有人泣不成声向我表示感谢。”

　　“这帮人简直就是英雄！”媒体从业人员小尹，听说反扒联盟的事后激动地说。

　　小尹说自己经历了三次被盗，一次未遂，被盗的那两次把她害苦了，她不愿多说，反而是未遂的那次她觉得要谈谈。

　　当时小尹斜挎着包，和朋友一起走在花园路上，有两个小女孩冲她挤眉弄眼。

　　“当时还纳闷，这两个小姑娘搞什么鬼呢？”小尹说，直到两个小女孩吆喝:“看你的包！”她才发现自己的背包拉链不知什么时候已被拉开。

　　“但两个小女孩刚出声，旁边就冲出4个人恶狠狠地骂她们。”小尹神色黯然地说，“她们匆忙打车走了，我没有来得及对她们表示感谢。”

　　“如果当时有老聂或者这个联盟的其他任何成员在，小偷未必敢这么嚣张。”小尹说。

　　6月14日下午，记者在郑州市花园路随机询问了10位不同年龄段的市民。一位市民表示，她会怀疑提醒人的动机；一位认为，自己会冷漠处置；其他8位则表示，如果遭遇盗窃，他们需要路人的善意提醒或帮助，并会对其表示谢意。

　　［反扒联盟之窘况］“我就是靠老婆过”

　　6月15日，第二次见到老聂，他的行头没有太多改变。谈及生活，老聂说:“我就是靠老婆过日子。我老婆是扫大街的，一个月四五百块钱。我还有个儿子，9岁了，正上小学。一家在都市村庄租了间小屋，每个月都紧巴。”

　　“老婆也埋怨，不过很少。她知道我在做好事。”提及自己的生活，老聂明显话少了，每一句都要沉吟半天。

　　面对记者喋喋不休的提问，他抓起旁边的周峰当挡箭牌:“这家伙，我俩一起抓了几年小偷。去年他突然不干了，做生意去了，说是给儿子挣委培钱。干了一年，这不，又回来了。”

　　周峰的户口不是郑州的，小孩上学时交了2000元钱的委培费，“全是借的”。

　　为了还钱，周峰停下了自己从事几年的反扒事业，做小生意挣钱。“老聂还不是一样，他儿子的委培费1500块。都是没办法的事情。”周峰道。

　　周峰的岳父听说周峰在成立反扒联盟后，表示支持自己的女婿，周峰的日子这才好过点，今年就又开始抓起小偷来了。

　　“说这弄啥。”周峰觉得这似乎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老聂说，他们现在已咨询过民政局，注册一事正在进行中。

　　“我们现在真是缺钱啊。防范手册需要配一些漫画，找了一个美编，张口就是一万，还说因为是公益事业照顾的。”

　　好不容易把册子编出来了，没钱印刷。“印刷厂说，我们可以不挣钱，但你总得给我们个成本钱，这一下又是万把块钱。”

　　还有办公场地、规章制度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需要钱。

　　老聂说记者来之前，他和周峰正在商量钱的事。“半天了，也没什么好办法。要是有点赞助什么的，就好办多了。”

　　［反扒联盟之难题］“批不下来就非法”

　　“还是等他们注册下来再说吧。”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牛苏林对此事不置可否。他认为，民政局没有审批，一切都是空谈。“批不下来，就是非法组织。”

　　“民间反扒本身不存在任何问题，关键是在执行过程中容易触及法律。”河南宇发律师事务所律师龚晓忠认为，反扒联盟抓小偷和独自抓小偷一样，是市民自发的行为。

　　在龚晓忠看来，走上街头做宣传，告诉大家如何防范一点问题也没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反扒志愿者们没有执法权。他们只有遭遇“对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进行不法侵害”时，才有“制止”以及“扭送公检法机关处理”的权利。

　　龚晓忠担心，在抓小偷的过程中，会出现滥用暴力、侵犯他人人身安全的潜在危险。所以，在具体过程中，志愿者们必须是在盗窃正在进行过程中，“制止”然后“扭送”，否则，任何过激行为都是违法的。

　　龚晓忠还担心，由于志愿者们从事的是高危险行业，保障自身权益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难题:受伤了，没钱救治，他们会觉得委屈；给钱吧，确实没有任何符合强制给钱条件的单位和个人。

　　这一点也在反扒联盟的成员处得到证实。兼职反扒联盟志愿者的巡防队员徐明说，他同伴就遇到这样的事，为抓一个抢包者，被人一砖头砸脑袋上，缝了五针。到现在，除了办事处去看看给了几十块钱外，剩下的医疗费根本没处解决。

　　“我们的章程要求大家小心、小心、再小心，随后还会对大家就具体规定进行培训。”老聂说，这是他们现在能防范的唯一办法。

　　［反扒联盟之存活］“我们能撑得住”

　　从事民间反扒的志愿者们，没有办公场所，没有办公经费，甚至连组织章程都没有形成文字。这样一个组织，在郑州大学社会学研究生张艳玲看来，号称“要走好、走稳”是句空谈。

　　老聂小心翼翼提及自己的设想:目前联盟确实困难，但只要有一两个人赞助，让联盟运转起来，一切就迎刃而解。

　　“比如我们的宣传册子上专门有介绍电动车防盗的，还有建议市民购买什么样的车锁。这些车锁厂家如果可以给我们一些赞助，不是互利互惠吗？”老聂说，个人的问题他们搞联盟的时候都想到了，“我们能撑得住”。

　　“这样的话，就失去联盟公益性质的意味了，很难保证不会走向谁掏钱，我给谁登广告的误区。”张艳玲的观点和老聂的针锋相对。

　　老聂沉默后告诉记者，反正他们的目标就是:要么不搞，要么就搞好。“下一步，我还要请反扒队的反扒高手来给大家讲技巧，请一些律师给大家讲法律知识。如果有一天，有公安局的人找我，说也要参加反扒联盟，业余时间为市民服务，我就算做成了！”

　　［反扒联盟之志愿者］一个女教师如此加盟

　　联盟成立时有20人，“五六个人是专职逮小偷，剩下的都是捎带着做的。”

　　据周峰介绍，该联盟的成员有老师、学生、个体户，还有摩的司机和巡防队员。“几乎各行各业都全了。”周峰强调说。

　　常小萍是一名教师，联盟里唯一的女性，联系上她时，她正在包饺子，她丈夫任先生替她接了电话。

　　按任先生的说法，小萍是一个正义感很强的女子，她见自己班上的学生在开学第一天被偷走生活费，为此愤慨不已。

　　“她没有课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出动，她盯梢我抓贼，也算夫唱妇随吧！”同为联盟成员的任先生笑道。

　　“抓小偷呗！”提及参加联盟的缘由，这个郑州市某学校的食品生物工程讲师毫不犹豫地答道。

　　小萍说，她就为了让这个世道“更干净一点”。

　　本报记者龚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