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挟孩子以令家长”是一件挺容易的事。这一点在教育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中小学虽是义务教育，但可以收“择校费”；大学则通过“扩招”、“产业化”，让你心甘情愿去求七大姑八大姨借钱或去银行画押贷款；幼儿园高收费亦已成燎原之势，年学费动辄数千元，就是上万元也不是什么新闻。最近有媒体报道说———“上幼儿园比大学贵已见怪不怪！”笔者由此想到，不少人上大学尚且需要国家助学贷款支持，幼儿园收费比大学还高，难道是要逼着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借助学贷款么？
笔者也有一幼儿。当前的处境，正一边供房，一边以每年人民币8000元的代价将其就近送到某公立幼儿园。实话说，本人咬紧牙关这么干，倒不是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而是怕孩子的安全、健康和快乐等在某些私立幼儿园里得不到保证。其实家门口也有不少小的私立幼儿园，收费便宜得多，只是环境条件不敢恭维，不过小朋友却不少。
这其实是一个怪现象：我们原本指望民营资本可以办出一些合格规范的幼儿园，甚至豪华一点也无所谓，让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的孩子住进去，而让多少享受了一些财政补贴的公立幼儿园保持相对低廉的收费，使一般收入水平的父母可以承受。然而现实却倒过来了，在极少数“高标准、豪华型、高收费”民办幼儿园的“示范”下，很多公立幼儿园打着改革的旗号亦步亦趋大幅提高收费标准，弄得穷人的孩子上不起正规的幼儿园，于是催生出了很多不规范、甚至是家庭作坊式的民办幼儿园。如在曾经发生过“幼儿坠窗”事件的银川，其147所民办幼儿园中竟有79所达不到办学条件，在安全、卫生、师资方面都或多或少存在问题。不过管理当局觉得取缔这些未经审批的幼儿园难度很大，因为在这些幼儿园入托的，大多是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如果都取缔了，这些孩子还能不能上得起幼儿园？这一困局必须求解，否则穷人的幼儿要想有一个平等的成长环境，就真的只能借助学贷款了。
笔者以为，造成上述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有关部门对幼儿园收费缺乏有效的管理。幼儿园虽非义务教育，但有关方面完全可以主导确立一个精简节约的幼儿园建设标准，以防止贪大求洋；可以颁布一个详细的幼儿园教育大纲，防止设置课程过多、收费过高。对于公立幼儿园，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成本核算，给出一个多数人能够承受的收费价位，比照中小学的收费管理，明确学费和各项杂费的标准。对于民营幼儿园，虽然出资人依法“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但也切不可以“市场化”为借口放松监管，一则应将其回报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防止利润畸高。二则应时时记得幼儿园毕竟是“教育”不是“产业”，出资人大搞特色课程和强化训练为的是多创收，未必对孩子成长有利，不能由着他的性子来。
市场经济生活的基本经验告诉我们，出资人的性子即商人的性子，也就是资本的性子，资本追逐的目标是利润，就算你借着助学贷款来上幼儿园，资本也是决不会内疚的。但是我们，特别是作为制度安排者那一部分人，理应从幼儿园开始，就为每一个人的教育从制度上作出平等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