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成子
70多岁的书友老杨，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退休工人，连天天穿在身上的那件蓝布褂子，还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产物。认识老杨，是在每个周六早上五点钟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地赶往旧书市场的头班公交车。朦胧的晨曦中，每次都能见到老杨那消瘦佝偻的身影。日子长了，生脸变成了熟脸，聊起了家常。爱书、买书、藏书是我们共同的话题，就这样
，我们两个便成了经常切磋淘书经验的忘年书友。
要说北京之大，熟人不相约都很难见上一面。可凡在有书的地方，却常常碰上书友老杨，可能也是一种书缘吧。这不，每年春秋两季的图书节，都能碰上老杨，拎着沉甸甸的一摞书，腰背愈见佝偻。一次，在距家几十里外的一处冷书摊上，无意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还是老杨，也到这里觅宝来了，他拿着一套刚刚买到的周汝昌所著的上下集《红楼梦新证》，兴冲冲地对我说：“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版本，才50块钱，简直太便宜了！”
老杨算得上一个民间的“红学家”，他的淘书兴趣集中在与《红楼梦》有关的各种书籍上。所以，每当坐在车上，一谈起“红学”，他便滔滔不绝，俨如专家。当他说到胡适、俞平伯、张毕来、王昆仑、吴世昌这些“红学家”时，我还能插上几嘴；可一提到什么所谓甲戌本、乙卯本、庚辰本以及舒序、戚序、程乙本时，我就一头雾水，不知所云了，这就是外行与内行的差别。老杨的家我去过，孤老头子一个，住着40多平方米的房子，满满的两柜子都是与《红楼梦》和曹雪芹有关的书籍。老人对每种版本的来龙去脉如数家珍，能一一道来。一家出版社去年曾出过一本彩绘本的《红楼梦》，定价不菲，300多元呢。老杨眉头都没皱一下便买下来了，花去了他一个月退休金的三分之一。
一次老杨来电话相求，说他有两本民国版老舍的《赵子曰》和《离婚》，但都是残书，没有版权页了，问我能否托人找到原书，帮他复印一张这两本书30年代的版权页？这事后来我给他办到了。几天后，老人又来电话，说要见见我，给我一个惊喜。原来他把这复印的版权页做旧了，整旧如旧，把两本残书复原了。老人那欣喜得意的神情，就像是拣了一个宝贝似的。
近几年，一炮蹿红的各种“红学家”屡屡现世，几百年前的一部《红楼梦》，还真让不少人挣了个盆满钵满。不过，像我的书友老杨这样纯粹是为了爱好而去收罗与阅读《红楼梦》的，不知世间还有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