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党的统战事业的伟大开拓者

　　石玉珍

　　李维汉同志189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1948年，他担任第一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1964年底去职，在这个岗位上工作长达16年，是我国统一战线的著名理论家和卓越领导人，新中国党的统战事业的伟大开拓者。

　　（一）

　　李维汉同志对党的统战事业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运用统一战线的方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逐步实现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步骤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成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任务。这年春季，李维汉同志带领调查组，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对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向党中央报送了《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提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和和平赎买，逐步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随后，他又提出对资本主义企业和资产阶级分子进行双重改造的方针，在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由个别企业合营到全行业合营）的同时，高度重视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并从他们中培养出成批的具有远大眼光的带头接受改造的先进分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他向党中央建议创办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校和工商讲习班。他的这些建议，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采纳。

　　李维汉同志善于用民主、协商的方法，做好党外人士工作，使党外人士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与我们党风雨同舟。1957年以后，我们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出现了“左”的错误，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大多数人思想上相当紧张。李维汉同志建议民主党派、工商界采取开“神仙会”的方式，实行“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的“三自方针”以及“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的“三不主义”，缓和了党同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的紧张关系，增强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1962年，他分析了我国阶级关系和统一战线的根本变化，指出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小型工商业者已经大体成为劳动者，工商业者中的工程技术人员同一般知识分子相同或近似，一般应按照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对待，大、中资本家也有了很大进步，其左派按政治立场来说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应当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处理，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李维汉同志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原理，分析和研究我国的民族问题，是我们党民族工作的重要开拓者之一。早在延安时期，李维汉同志就开始从事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建国前夕，他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应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议，被党中央采纳，明确载入《共同纲领》，以后载入历次宪法，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和基本制度。1952年，他主持起草《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经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实施，成为我国第一部民族方面的法规。1953年，他又提出在一部分情况特殊的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和平改革的方针，在新疆、甘肃、云南的部分地区得到贯彻并收到良好效果。他还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权代表参加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谈判和签订，该协议使西藏民族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

　　李维汉同志善于思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在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宗教工作等方面都提出了十分精辟的见解，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理论宝库。在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问题上，他指出，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他在主持召开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所作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报告中，明确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重要的和必要的。这个报告成为新中国指导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在民主党派问题上，他强调，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在政治上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同时又是平等的友党关系，应当尊重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宪法赋予的权利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性。在宗教工作方面，他提出并阐明了中国宗教的五性（群众性、长期性、国际性、复杂性、在一部分少数民族中还有民族性），指出必须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对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作了完整的解释。这个基本精神后来写入了宪法的有关条文中。在人民政协问题上，他指出，各级协商委员会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协商组织，是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心环节之一。在党的领导问题上，他强调，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最根本的问题，并写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的长文，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总结了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教训。

　　（二）

　　李维汉同志一直十分关心湖南的统战工作。湖南和平解放后，百废待兴，党的工作千头万绪。在这关键时刻，李维汉同志指示要重视对湖南和平解放有贡献的人的安排问题。他说：“各级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中，都有统一战线工作，认为只能在上层人员间或是在有党派关系的人员间才有统一战线工作，而对于中、下层人员和无党派人员的统战工作，不予应有的注意，那是不对的。”根据中央和李维汉同志的指示，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时，在省政府49个委员中党外人士有24人，在省直20多个厅局中党外正、副厅长有22人。此后，他又进一步指示：“安排后要人尽其才，各得其所，要加以信任，使他们能放手工作，负担与其相称的责任。”这个时期，湖南党与非党的关系，出现了非常融洽的好局面。

　　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为避免群众运动中的过火行为，李维汉同志及时提醒湖南的同志：既要坚决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彻底完成民主革命，又要保护党外人士，把有贡献的代表人士从农村接出来。为此，当时在我省土改委员会中设立了“城乡联络部”，按照“既往不咎”的政策，保护了一批起义投诚和对湖南和平解放有贡献的党外人士。

　　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成立过程中，李维汉同志付出了许多心血。湘西土家族是一个单一的民族，由于历史原因未被公开承认。1953年，李维汉同志听了关于土家族问题的汇报后，认为土家族应予承认。在广泛征求意见，特别是征求不同意见者和土家族的意见，酝酿成熟后，报请中央决定。1956年7月土家族被承认后，在土家族和苗族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分是合的问题上又引起争论。李维汉同志多次征求湖南省委领导同志和部分党外上层人士的意见，经各方同意，提出合的意见。他说，合可以互相团结，互相促进，但一定要征求他们的同意，要上上下下愿意，不愿意要等待。他还再三强调，对于主张分的人“不能说是野心家，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在他耐心细致的工作下，争论终于解决。1957年9月，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在团结的气氛中顺利成立。

　　在反右派斗争中，由于斗争的扩大化，一批有真才实学、有独特见解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民主气氛陷入沉闷。针对这种状况，李维汉同志在1958年主持召开全国第四次统战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他特地接待了湖南的同志，语重心长地谈了要缓和阶级关系，调动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积极性的问题。同年10月，他又专程来到湖南调研有关调动党外人士积极性的问题。他强调要加强党与非党的团结，“要比以前更多地放手使用他们，耐心地领导和帮助他们鼓起干劲，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根据李维汉同志的指示，湖南全省广泛开展了组织党外人士参观、访问、学习等活动，推动了党外人士在为社会服务的实践中贡献所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李维汉同志不顾年高、体弱、多病，又两次来到湖南，对湖南的统战工作予以指导。

　　（三）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描绘了今后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统一战线历来是为实现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服务的。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统一战线始终是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重要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自觉运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努力实现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和各界人民的紧密团结和联合，实现大陆同胞和台港澳同胞的紧密团结和联合，实现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紧密团结和联合，夺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更大胜利。

　　李维汉同志的革命精神、优良作风、崇高品德、统一战线的理论观点和光辉业绩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做好新时期的统战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缅怀李维汉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对党无限忠诚，对统一战线极端负责的崇高精神；学习他坚定的信仰追求、勇于创新的精神品格和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调查研究的科学态度；学习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严于律己，勇于自我批评的高尚品质；学习他密切联系群众，广交、深交党外朋友的优良作风。缅怀李维汉同志，就是要进一步提高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增强开展统战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做好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勤奋努力，勇于开拓，不断把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事业推向前进！（本文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