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3000例亲子鉴定查出22.6%非亲生

亲子鉴定查出两成多非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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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

　　丈夫怀疑妻子不忠，带着未成年的孩子悄悄去做亲子鉴定，这些以前只能在电影里看到的片断，开始在我们身边频繁上演。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精神(以下简称《决定》)，为方便群众的检测需求，从去年10月13日开始，国内以往“对公不对私”的亲子鉴定的大门向私人放开。一时间，各鉴定机构承接的私人鉴定业务量以惊

人的比例往上飙升。

　　数字 红杏出墙率22.6%

　　2006年6月30日，中科院北京基因组司法物证鉴定中心，市民赵先生拿到一纸亲子鉴定报告后开始失声痛哭。原来，和他先前猜疑的一样，鉴定结果证明，养了8年的儿子不是他自己亲生的。邓亚军主任告诉记者，这种被鉴定结果“击倒”的事件在该中心并不罕见。近年来，随着鉴定门槛的取消，越来越多的父亲带着孩子来到这里，而鉴定结果也让他们在拿到报告的一瞬间“很受伤”。

　　邓亚军告诉记者，去年一年，做了3000例左右的亲子鉴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对私亲子鉴定大门洞开后承接的。这个数量超过了之前鉴定数量的总和。更让记者感到惊讶的是，在这3000例亲子鉴定里，最后有近680例被“排除”。“排除”是医学界用于亲子鉴定的一个专用术语，“通俗地讲，就是在这3000对父子或父女中，有680个孩子不是他们的父亲所亲生的。”这个比率达到22.6%。

　　预计 农村的比率会更高

　　在《决定》放开之前，中科院北京基因组司法物证鉴定中心的亲子鉴定排除率基本维持在15%左右，对于22.6%的高比率，该中心主任邓亚军并不感到意外。以前，做亲子鉴定必须拿到法院或检察院等机关的许可，也就是只被用于牵涉到法律纠纷的一些案件的处理。国家取消亲子鉴定的门槛后，亲子鉴定对老百姓突然间变得不再遥远，只需1000元左右的花费，再提供一些诸如血液、毛发等送检物，一周之内，一例鉴定就可完成。邓亚军表示，目前做亲子鉴定的主流还是城市里的白领等收入较高的人群。

　　按照邓亚军的说法，如果亲子鉴定的收费能降低到一定程度，“比如每例收费200元至300元”，那么，广大的农村“市场”将被激活，而这些人将会是个非常巨大的群体。在邓亚军和她同事做过的一些农村例子来看，排除率“有点惊人”，邓亚军告诉记者，根据粗略统计，她们做过的农村父子的亲子鉴定案例中，排除率接近50%。

　　现象 75%是父亲带孩子做

　　邓亚军介绍，在接手的亲子鉴定案例中，父亲带孩子做鉴定者超过了75%，其中很多都是背着妻子来做的。有些虽然得到了妻子的同意，但是“那些妻子从不露面”。在这些丈夫中，有确切证据证明妻子曾经有过婚外性行为的占很少的比例，大部分丈夫都持怀疑态度。在由妻子倡导做的亲子鉴定中，大部分妻子只为了还自己一个清白，给孩子正名。“怀疑还是引起丈夫想做亲子鉴定的第一诱因”，在邓亚军接触的这些丈夫中，多数都直言不讳自己对妻子的怀疑，也有部分是采取匿名的方式寄来样本做鉴定的。

　　也有母亲带着孩子和丈夫的毛发来做鉴定的，且有上升趋势。

　　专家 这不代表整个社会

　　据相关部门统计，我国亲子鉴定的数量正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在浙江和广东等地，做亲子鉴定的人数正以每年40%至50%的速度激增。一时间，亲子鉴定成了一个颇为敏感的话题，很多人甚至将之看成了“婚姻杀手”。邓亚军的工作也被朋友们笑称间接推动了离婚率的上升。对此，邓亚军有她自己的看法，她始终认为亲子鉴定只是一种科学技术，科学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对社会起到有利的一面，也会反映诚信的缺失，诚信的降低，“这就不是我作为科学家力所能及的了。”对于22.6%的排除率，邓亚军有她自己的解释：22.6%只是这些来接受鉴定的人群的一个排除比例，“22.6%是那3000例的22.6%，并不是整个社会的22.6%”。

　　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也是亲子鉴定数量上升较为明显的区域。邓亚军对广州地区的鉴定反馈数据比较关心，据她了解，广州的排除率现在达到了30%。

　　问题 丈夫的不忠无法鉴定

　　北京市社科院的有关专家指出，亲子鉴定本身是因怀疑和不被信任而引起的，对女方来说，就算结果证实了孩子和父亲有血缘关系，心灵上也会永远留下不被信任的伤痛。一个人的忠贞，绝不是一次亲子鉴定所能承载的，其根本的解决之道，只能依赖于社会、舆论和道德防线的约束。在实际生活中，亲子鉴定结果可以证明孩子与丈夫无血缘关系，从而认定妻子的不忠，但是亲子鉴定却无法鉴定出丈夫的不忠，从这一点上说，亲子鉴定是对女性的一种不公平。

　　对该专家的说法持反对意见的人大有人在，肖先生曾经带女儿做过亲子鉴定，他告诉记者：判断儿女是否自己亲生，对一个父亲来说是一个利害攸关的原则问题，所以亲子鉴定显得尤其重要，与其被掩盖的事情折磨，不如挑明了，一切都好解决。“人人都有知情权，如果连自己抚养的孩子是否亲生都不知道，有悖于伦理道德”，于是，亲子鉴定在很多人眼里成了一场知情权和夫妻信任的博弈。

　　终端 家庭承受能力的大考

　　有些家庭因为做了亲子鉴定被排除而走向婚姻的末路，这些在邓亚军看来，并不能把责任全推向亲子鉴定。“亲子鉴定只是个手段，我们尽量保证结果的准确”。邓亚军表示，来做鉴定的都是怀疑已经很深了的一部分父亲，结果可能会对他们的家庭造成这样那样的影响，但是这些都不是主要的。

　　有些人会因为孩子不是自己的而选择离婚，这样的结果对于他们来说也许比活在猜疑中更好。很多时候，一些父亲在知道孩子不是自己的之后，都会极力掩盖这个事实，为了生活的继续，他们只能这样。“不能说是妥协吧，他们有能力也必须处理好这样的结局，离婚并不是唯一的出路。”

　　一个农村的父亲，一直怀疑孩子不是自己的，很不幸，孩子在出生不到半年夭折了。那个父亲不甘心，取了孩子的一些血液来送检，结果那个孩子确实不是他的，是“孩子爷爷”的。邓亚军把这个结果如实告诉了那位父亲，“当时他听了后，半天没说出话来，在凳子上一直呆坐到晚上”，后来，还是收拾好行李走了。“你想他回去会离婚吗？”邓亚军问记者，“我不这么认为，该怎么解决还是怎么解决，和很多被排除的父亲一样”，邓亚军说，亲子鉴定只是告诉他们一个事实，“这个社会中，家庭的承受能力并不像很多人想的那么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