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案发前2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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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力其人

　　文力，男，53岁，黑龙江齐齐哈尔人，经济学博士。2002年8月至去世前为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此前，文力就职于铁道部经济规划

研究院。文力研究领域涉及公共管理、社会保障、经济理论等，是铁路改革研究方面的权威专家。主持并参与过国家级、铁道部级等多项课题研究，发表200多篇论文。

　　追问案前24小时：

　　怕见到遗嘱 儿子拒开电脑

　　7月2日(周日)和6月30日(周五)，记者两次见到文力的夫人王元和儿子亮亮，母子俩白天在学校安排的房间里接待前来看望的亲友和文力的学生，晚上回家。

　　王元不到一米六，很瘦，眼下有明显的黑眼圈。黑白相间的碎花荡领麻纱上衣，黑色裤子，整个人是暗沉的。烫卷了的头发用两个黑色的发卡细致地别着，但还是有些凌乱。一直靠在床头的亮亮穿着白T恤，休闲短裤，球鞋。当他开口说话，他妈妈会把脸转向他，很认真地听。

　　等到周日上午再次见到王元时，依旧穿着前日的衣服。没有发卡别着，头发凌乱。亮亮换了一件白色T恤，灰色短裤，似乎刚剪过的寸头，显得比前一次更加精神一些。

　　在第二次近两小时的交谈中，王元断断续续地回忆着跟丈夫相处的最后24个小时。

　　6月27日 7：00-18：00

　　上班-午休-上班

　　6月27日，早晨7点。像往常一样，王元和丈夫文力起床、洗漱。他们最晚7点20分起床，“这个点六楼有个孩子会蹦蹦跳跳地下楼，我们家住三楼，很容易吵醒我们。”王元说。

　　文力告诉她，期末考试留给学生的论文作业还有一些没收上来，这两天要去办公室看看。平时，文力并不坐班，之前也有几天没有去办公室了。

　　“他这个人怎么不懂班级的管理程序呢？作业让班长或者学习委员收齐了给他就行了啊，他非得自己去。”王元说。

　　吃完早餐，文力步行来到位于学校主楼5层西侧的管理学院。“从我们家到学院办公室，步行不紧不慢差不多15分钟。”亮亮说。

　　中午，文力回家吃午饭。午休了约一个小时后，又回到办公室。

　　“平时只要上班，也都是这样。他只要一吃完饭，就要睡觉，还总是说：‘你们把碗筷搁着，我睡醒了刷。’我们都笑他睡午觉是赶趟的。”王元说，有时候，如果不在家里午休，他会在办公室里的沙发上睡一会儿。

　　中午回来后，文力还跟妻子说，早上去了趟学校对门的“稻香村”点心店，“我也不知道你吃的是哪一种点心，咱们晚上遛弯时去买吧。”王元说不用。“其实我不爱吃点心，有时是胃痛，实在没办法，才吃一点缓解一下。”王元告诉记者。

　　学校下午5点半下班，当天不到6点，文力像往常一样回到家。退休在家的王元平时都是6点准时开饭，丈夫会准时赶在开饭前到家。“除非有事，他会提前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不回家吃饭。”王元说。

　　回来后，王元问丈夫：“论文收得怎么样了？”文力告诉她，交得差不多了，第二天还要过去。

　　6月27日 19：00-22：00

　　遛弯，聊天，一切如旧

　　吃完晚饭，夫妇俩像往常一样出来遛弯。围着学校的院子走了一圈，中间也停下来坐了坐。“没有谈什么呀，就是平时遛弯。”王元印象中，这最后一次的遛弯跟以前没有任何区别，　　丈夫没有任何反常的举动和言语。

　　遛完弯，同样和往常一样，两人回家休息。平时，两人一般都在晚上10点半休息，最迟不过11点。文力几乎不熬夜，有当晚没做完的事他会第二天早起来接着干。

　　“睡前他还问我今晚

　　6月底的北京很热。家里由于有老人，不敢开空调，加上房间又小，文力晚上睡得并不好。“一直都这样，也不是失眠，不严重。”王元说。

　　“他是一个生活非常规律的人。”王元说。

　　6月28日 7：00-8：00

　　约定下午一起去买国债

　　当天早上，上班临走时，文力和妻子之间发生了这样的对话：

　　“要买牛奶吗？”

　　“不用。”王元说。

　　“买主食吗？”

　　“不用，家里也还有。”王元说。

　　平时，他会从学校的小卖部买四袋牛奶，另外还会买一些如馒头之类的主食带回家。在文力的遗物中的书包里，还找到前一天买牛奶后的小票。

　　王元还对丈夫说：“下午我们去银行买电子国债吧。”文力回答行。没再说什么，文力就去学院办公室了。

　　王元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最普通不过的场面，竟成了两人的永别。

　　文力的同事告诉王元，当天早上，在办公区走廊里，文力看到一个学生拿着资料过来，就对同事说：

　　“你看，这是不是我的学生给我送论文来了？”

　　同事说：“不是，文老师，他不是你的学生。”王元知道，丈夫第二天去办公室还是为了学生的论文才去的。

　　那两天，王元跟丈夫说，星期天，或者哪一天，两人要去美术馆看莫斯科艺术展。文力同样说行。

　　6月28日 8：00-8：30

　　最后半小时

　　一切处于工作状态

　　事后王元曾在院领导的带领下来到文力位于5楼的办公室。

　　办公桌是平常工作时的样子，电脑打开着，电脑左下方放着眼镜和手机，还有办公室的捐款名单和五六十元钱的捐款。

　　“如果他不想在家里死，来了就去跳呗，他坐在那儿，打开电脑干吗呢？”王元把身子倾向记者，急切地问。

　　记者提醒王元和亮亮是否可以检查一下文力的电脑，是否有留下一些蛛丝马迹。但亮亮不让任何人看。

　　“亮亮抱着电脑，跟他妈妈说，‘妈，不要看，如果是有的话，就是嘱咐我们俩好好活着。过些天我一定让你看。’”大姨王红含着泪说，“他怕他妈妈承受不起，这几天他们太累了。”

　　事发后家属表态：

　　对校方惟一不满是通知太晚

　　事发3小时才通知家属

　　6月28日上午11点半，也就是文力从北师大主楼西侧跳下3小时之后，王元接到院里的电话。

　　“文力跳楼了。”电话那头说。

　　“当时我拿着电话什么也说不出来了。”王元讲述的语气比预想的平静。“我当时就对他说，你马上撂(电话)，5分钟以后再打。我让儿子马上打车回家在院门口等我。”

　　见到儿子，王元也不敢告诉儿子人没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没的，他们学校就这么一句话呀！”

　　5分钟后，电话又响了。王元要求“我要看一眼”。对方派车来接时已经将近中午12点。母子俩，还有10分钟内赶来的侄子，一起到香山医院看了尸体。一直到下午2点才见到警察。

　　“我理解他，这个警官从早上4点多处理案情，这已经是第三起了，警官跟我非常客气。”王元慢慢地说。

　　但她不能接受校方没有第一时间通知她，她甚至不知道抢救的过程。“如果你们全力去抢救，哪怕是一个

　　事发12小时后噩耗传到齐齐哈尔

　　6月28日下午5点，齐齐哈尔。

　　家中的王红接到妹妹用手机从北京打来的电话。

　　尽管妹妹没说什么，但她明显感觉到妹妹的语气不对。因为80多岁患有心脏病的老母亲住在北京妹妹家，王红非常敏感。“家里电话要是夜里响，都能吓死我。我总是往坏处想，生怕有什么遗憾。”

　　于是，王红当即就给妹妹家打电话。在看电视剧的老母亲说：“没事儿，我挺好的。”王红这才彻底放心了。

　　可是放下电话后，一个人在家的王红开始莫名其妙地感到闹得慌。

　　晚上8点多，王红第二次接到了妹妹的电话，说老文出事了。“当时我拿着电话，张着嘴，直哆嗦，不会说话了。”

　　“已经在太平间了。”电话那头的王元不得不把实情告诉姐姐。

　　王红一下子就瘫坐到沙发上了，哭了起来。不过，她很快调整了自己，并告诉妹妹保持沉默，等她到北京。然后她让亮亮接电话，嘱咐他要坚强，照顾好妈妈和姥姥。

　　撂下电话，王红马上收拾行李。

　　但此时，从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4趟车都发完了，机场也没有航班。

　　直到第二天下午4点，王红夫妇才登上去北京的K47次车，“这一整天我们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什么都吃不下，做不了。”

　　和王红一道的还有文力的妹妹。“她那个脾气啊，坐在那儿直拍腿。”王红一边控制自己的感情，一边安慰她。

　　6月30日上午，王红一行终于抵达北京。午后，作为家属亲友团的代表，王红和管理学院领导对话，表明了家属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