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传：“我们真是很命苦”

　　【南京日报报道】 现在的赵传，已经是3个孩子的父亲，喜欢笑，仍旧热衷于星座，比3年前胖了20多斤，趁着北京个唱在即，记者专访了他。

　　16年前初闯内地

　　记者：感觉你比上次北京个唱（2003年）的时候胖了。

　　赵传：的确，那时候非常瘦，120斤，我现在140斤了。我老婆养得好，心情也比较放松，开朗。

　　记者：1990年，你是最早一批来内地的台湾歌手，第一次来内地演出是什么情景？

　　赵传：我记得1990年第一次到内地来，到北京参加“亚运前夜”演唱会，我、潘越云、辛晓琪等一起，在工人体育场。当时最大的感觉就是新鲜。北京，在以前来讲是课本上的地理名词，来了之后感受到古都浓厚的文化氛围，辗转中了解到北京观众特别挑剔，很直接，好恶分明，所以来之前还有一些忐忑不安，但那次运气不错，之前大家通过唱片了解到我的歌曲，我比较幸运没有被轰下台。

　　记者：那时候大家熟悉你的歌曲都有哪几首？

　　赵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我终于失去了你》，还有《莎丽》。

　　记者：最早接触的内地歌手有哪些？

　　赵传：崔健、唐朝乐队。当时和他们同台演出，特别对唐朝乐队印象深刻，他们一个个高头大马，标准的我们认为搞摇滚的样子，看起来很酷，长头发，当时我也跟他们有一些交流。

　　记者：转年你就在首体开唱，据说歌迷情绪激动得不得了，扔下了200多个可乐瓶子。

　　赵传：扔可乐瓶子不是那年。1991年那次是打火机。当时现场很令人惊讶，大约有几千名歌迷，同时点燃了打火机。我当时还想说，这么多人抽烟吗？1．8万，半数以上拿打火机。当时公安、武警、消防队2000人左右在现场，看到打火机，就把场灯打亮了，也就是从这次演出开始，北京的演出场馆规定，不许带打火机。

　　扔可乐瓶子那是1993年，在工人体育场，因为我在台上唱歌习惯喝水，有个角落的水喝完了，我就用一种跟大家交流的方式，“有没有水啊，拿下来喝啊。”突然200多个瓶子砸下来，北京这种大型的演出场馆，规定不许自带水，也是从我的那场演出开始的。

　　唱片业可能会式微，但音乐不会没落

　　记者：今年是内地流行音乐20周年，作为比较早就参与到内地流行音乐中来的台湾歌手，可能有一些感受？

　　赵传：我想说，谈到内地的流行音乐，应该把台湾的放进去，我们是互相影响的。我认为，目前整个华语音乐处于一个转型期，接下来，需要一种不一样的转变，才能走入下一个阶段。内地是1986年到现在，台湾也差不多是这个时间段。台湾真正的流行音乐从20世纪70年代校园民歌开始，到80年代初，轻摇滚风格，罗大佑出现，接下来，王杰、周华健、齐秦等等，他们让流行音乐为更多的大众所接受喜爱。虽然说到目前已经20多年，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是处于一个青春期。因为我们在流行音乐文化这个部分，还远远没有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对欧美的流行音乐过于模仿，就是这些模仿，也大多集中在表面，没有真正进入到流行文化的内核。

　　记者：目前传统唱片市场正在不断“恶化”。比如说当年卡带轻松卖100万盒，现在华语乐坛似乎只剩周杰伦在卖？

　　赵传：网络时代来了，新的载体影响了一定的消费方式。唱片公司也必须要新的改变，30年前是黑胶唱片，后来是卡带，然后是CD，新的东西不断出现，淘汰了旧的东西，网络是一个虚拟的载体，也是一种新的通路。我不认为这是载体的问题，而是需要我们有新的游戏规则来配合这些改变，甚至可以有些新的政策。

　　记者：你的一个歌迷说过这样的话，大意就是，他本来是个很自卑的人，但是你的歌声给了他很多生活的勇气。现在似乎没有再发出这种振奋的声音。

　　赵传：这种声音越变越少是因为唱片公司有问题，他们经营文化产品的大方向有了问题。你刚才说，现在周杰伦最热卖。但如果他的唱片公司，不根据市场做一些大方向的前瞻性的调整，我想周杰伦也要挂掉。对于唱片公司来说，周杰伦是一棵摇钱树，于是会不断地培养，不断地挖掘他身上的价值。但是只有一个周杰伦没有用啊。这个行业蓬勃，文化产业才能继续经营下去。

　　记者：刚才也提到了，传统唱片市场萎缩严重，现在你对自己的唱片还有信心吗？

　　赵传：讲到这个，我就觉得我们真是很命苦，我们很秉承当年的那种态度，继续做音乐，不计较代价。现在会用比较平衡的思考面对新的考验。唱片业有可能会式微，但是音乐永远不会没落。雷丹(编辑暴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