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儿援助会李兆平：我有权照顾无人关爱的孩子

　　将来的事不可预知，我只能做好现在我知道的事。现在我只知道他们没有父母，所以现在要照顾好他们，将来他们如果找到了父母，再做好将来的事。

　　本报记者 艾 叶

　　7岁跟随父母从上海逃难到香港，13岁和弟弟只身闯荡巴西，七年后又去了美国。

　　幼年背井离乡的孩子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竭尽所能“对付”饥饿、恐惧、流离。

　　五十多年过去了，那个年少时为了保护自己而逃离祖国的小女孩已经回来。她说她要竭尽所能去保护遭受磨难的孩子。

　　她是李兆平，北京国际援助中国孤儿委员会主席。在几年之间，她让一个只有几个人的孤儿援助会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组织。

　　“个人命运是跟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已经动荡，个人就不可能再有平安。”

　　不要问为什么。一个人曾经怎样走过，就会怎样走下去，不论何种状态的生命，过去、现在和未来，从来不曾断裂。

　　为了中国孤儿而幸福忙碌

　　对小孩子天然的感情、对医学的喜爱是李兆平今天决心要援助孤儿的原因。

　　40岁那年，李兆平选择了学医。3年之后，她成为一名助理医生，在纽约唐人街华阜健康诊所工作，为亚洲的移民家庭看病和申请一些生活上的资助。

　　1997年，李兆平随丈夫第二次来到中国大陆。那时，她加入了一个叫国际援助中国孤儿委员会(ICCO)的组织，常和一些外国朋友到天津的儿童福利院照料病残孤儿。后来，为了把援助的孩子扩大到天津以外，她在北京组织了BICCO——北京国际援助中国孤儿委员会，并担任主席。

　　BICCO管理层有7人，每月的第二个星期一会聚在一起，讨论钱的用途以及下一步计划。他们的工作包括：帮孤儿院改善设施，增加照顾孩子的员工，免费提供婴儿专用奶粉、衣服、玩具、尿片等实物。

　　BICCO最重要的任务是为残疾孤儿安排免费手术，包括筹资和与当地

　　选择哪些残疾孤儿动手术，需要福利院、医生以及BICCO多方面决定。尽管选择的标准是那些“能从手术中获益最大，同时风险最小的儿童”，但李兆平还是觉得有不少的遗憾，靠BICCO的力量，无法救助所有的残疾儿童。

　　一周前，李兆平刚送走斯坦福大学的儿科专家，此行他们为孤儿做义诊92个，动手术22例。忙碌中，李兆平说，最幸福就是现在。

　　我的权力是孩子没有父母时照顾他

　　1974年，台湾新竹农村的一个贫困家庭生下了第8个孩子，这个孩子不足2公斤，奄奄一息。父母巴望着好心人来领走这个小东西，让他活下去。

　　李兆平和丈夫抱着6个月大的女儿，经过两个小时的颠簸来到这个家庭，毫不犹豫地收养了这个才出生3天的男孩。

　　“我们已经知道了别人有难，就不能无动于衷。一些文章里说，奶水会越喂越多。所以我就不停地给快断奶的女儿喂奶，以便有充足的奶水喂这个男孩。”一说起孩子，李兆平就遮掩不住为人母亲的自豪：“就这样一天一天把他喂起来了，既便宜又健康。哈哈！”

　　养子现在32岁，在美国一个国际服装公司做成本会计部经理兼董事，和亲生父母、李兆平夫妇都相处得很好。

　　2000年，李兆平在天津办了一个寄养家庭，她把那些需要做手术的残疾孤儿寄养起来，给他们治好病之后再送回去。2003年，李兆平把寄养家庭搬到北京，开始和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安童基金秘书长吴培茀连手经营。寄养家庭成立6年来，一共寄养了150个残疾孤儿。

　　李兆平与寄养的第一个孩子感情很深，她舍不得送回去，干脆就收养了他，成为自己的第三个孩子。这个孩子被收养时才4个月大，患有小儿骨科疾病。

　　现在，李兆平长居北京。丈夫安瑞生是美商协会CSR委员会主席，受妻子影响，也热衷于公益。两个大孩子远在美国，膝下就是收养的已经7岁的儿子。

　　“我每天要陪他学习、玩耍，等他睡了我也累得差不多了。”李兆平说：“他是我最后一个收养的孩子，年龄不允许我再收养了。”

　　在中国，收养孤儿的家庭最担心孩子离开自己去找亲生父母。对此，李兆平认为，“现在考虑未知的事，不如考虑知道的事。你知道他现在没有父母，那就把他照顾好。我们的权力是孩子父母不在时照顾他，等到父母来了，父母也有他们的权力。假如孩子走了，我不会觉得失去什么，他跟了我一段时间，给了我这段时间的感情，那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