驶向光明的“健康快车”

　　文-本刊记者 蒋晔

　　图-程芬

　　希望

　　天刚蒙蒙亮，蒙古族少年苏德门就起床了。今天，他要跟父亲去呼伦贝尔市做眼科手术。从家乡西旗到呼伦贝尔市只需两个多小时，不是很远，在车上颠簸着，他觉得时间过得真慢，心里着急，像一头陷入沙地没有草吃的羊羔。

　　15岁那年的一天，苏德门外出放羊，他躺在草地上看天空，云朵白白的，跟着风缓慢地挪动位置。某个瞬间，他的眼睛开始发涩，云朵的面积逐渐缩小，黑暗大块地涌入双眼。他看不清楚东西了。苏德门得了与父亲一样的白内障。从这天起，他便无法独自去放羊，必须由哥哥送他去，傍晚时再由哥哥来接。不久，苏德门便什么也看不见了，只好跟父亲一起待在家里。

　　做白内障手术需要的费用是家里无力承担的。一次偶然的医疗扶贫项目中，父亲得到了免费的手术治疗。苏德门也盼望有机会可以治疗自己的眼睛。

　　几天前，传来消息说“健康快车”又来了。听说这是专门为困难群众免费做手术的火车医院，苏德门既兴奋又紧张，一夜都没睡好觉。

　　2006年6月，“健康快车”从山东驶至内蒙古，停靠于呼伦贝尔市的一个粮站内，开始为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手术。消息很快由当地民政部门传播到周边的各个乡镇，大量因为经济原因无力医治的白内障患者兴高采烈地赶往呼伦贝尔市。对他们而言，“健康快车”带给他们的是光明和希望。

　　礼物

　　香港回归祖国前夕曾计划送一个实用的礼物给大陆，使大陆老百姓从中受益。这个想法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1996年8月，香港知名人士方黄吉雯女士受印度“生命列车”的启发，建议送给大陆一列类似的列车。这个建议得到香港很多高层人士的赞同，也得到了国务院港澳办、卫生部与铁道部的支持。当年10月，由这三个部门的高层领导和发起人方黄吉雯女士组成的考察团，前往印度实地考察“生命列车”的运作情况。

　　印度的“生命列车”是一个以治疗小儿麻痹症为主的火车医院。而在中国，火车医院治疗什么好呢？卫生部认为作为火车医院还是以治疗白内障为主比较好。中国内地约有500万白内障患者，绝大多数在农村，他们因为经济条件与医疗条件的限制，很少有机会得到治疗。白内障本身是可以治愈的，手术费用大约2000元，十几分钟一个手术，患者便能复明，火车医院正好适合做这样的手术。这个项目得到了国家的肯定，香港各界积极筹款，筹建火车医院。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时，特首董建华代表香港各界人士把这列火车医院送给了内地。

　　1999年，建国50周年，香港又捐赠了第二列火车医院。2002年，香港回归5周年之际，港方又赠送了第三列火车医院。这三列火车医院每年去三个不同的地方，每个地方治疗1100个病人，三列火车医院一年可去九个不同的地方，能治疗1万名病人。

　　到目前为止，“健康快车”已经到过21个省，服务了64个地区，其中某些地区火车医院去过两次或三次，共治愈6万多名病人。国务院非常认可“健康快车”所作出的成绩，2005召开的首届中华慈善大会上，中华“健康快车”获得了中华慈善奖。

　　如今，“健康快车”每年都会开往国内各地，寻找与帮助无力医治的白内障患者。“健康快车”在边远地区的白内障患者心中，已然是光明使者的代名词。

　　火车医院上的“常住户”

　　清晨5点，火车医院的护士李克勤习惯性地睁开双眼，利索地起床去盥洗室刷牙洗脸。然后同王红玉、医生李海丽、乔荣华一起投入一天的工作。

　　护士们要检查列车上白内障患者术前的身体情况，要为列车的手术室做消毒，要帮助医生做手术前的准备工作；医生们则站在手术台前，迎接一个又一个白内障患者，从早上6点开始不停地做手术，直到下午两三点。

　　这四位医护人员都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在北京，她们的工作量比在火车医院上轻松多了。而在这里，一个护士的工作量顶几个护士的工作量。在北京，眼科医生每天最多做两台白内障手术，而在火车医院，每天要做25～30台手术。

　　早饭过后，王红玉开始用药水对手术室进行消毒。一会儿，她被浓烈的气味戗得直流泪，但她还是在手术室内站着，继续消毒，直到她确认每个角落都熏到了，才移步离开。眼科显微手术的设备和消毒要求都特别高，一点都不能疏忽。做白内障手术像走钢丝，如消毒不到位，一不小心感染的话，患者便面临着整个眼球被摘除的危险。

　　从早上6点到下午两三点不休息接连做手术，目的也是让手术设备可以在顺利运行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减少损耗，同时确保手术效率。火车医院不是一般的手术室，很多状况都很特殊。

　　李克勤，21岁，与其他三位大姐相比，她的牵挂似乎少一点。而李海丽、乔荣华、王红玉都是有丈夫、孩子的人，心里的牵挂会更多。从2006年春末，她们上了火车医院后，将九个月不能回家，不能与亲人见面。在火车医院上工作，时间长了不免枯燥、乏味，甚至孤独、寂寞。曾经有一位非常感性的医护人员因为忍受不了火车医院高强度的工作和几乎与世隔绝的封闭生活，得了抑郁症。这个故事在医疗人员中流传，但知道这一点并主动要求上火车医院的医疗人员都清楚地知道：救护患者需要的不仅是爱心，还需要坚定的意志与清净无欲的心，救护他人有时必须牺牲自我。

　　好在，很多惊喜在眼前发生：当那么多失明多年的白内障患者拆开纱布重见光明后，激动地哭泣着，甚至跪地大呼感谢时，无论医生还是护士，内心涌起的是温暖，是与病人同样的惊喜。

　　火车医院上的“常住户”除了医生与护士，还有像家长一样管理火车医院的车长、负责维修设备的工程师、厨师。他们同样为火车医院的正常运行做出了自己的那一份重要的努力。

　　光明失而复得，他们开始了新生活

　　1999年，失明14年的青海农民画匠安来财，因无法依靠绘画为生，婚姻受挫，日子贫穷。5月，“健康快车”来到他的家乡青海平安县，他得到免费治疗，眼睛重见光明，又能拿起画笔画画了。

　　2002年9月，“健康快车”来到陕西安康，让7岁的男孩王涛有了光明的未来。他患的是先天性白内障，6岁就看不清楚黑板上的字，视力只有0.3，当时医生说，他将慢慢地彻底失明。父母领着他四处求医。在火车医院做了手术后，他的视力恢复到了0.6，以后他的视力还会慢慢提高。从此，王涛的未来跟正常的孩子不会有区别，埋藏在他幼小心灵里的阴影一扫而光。

　　2006年7月，一直生活在白内障阴影里的俄罗斯族老人安娜，丈夫身患癌症病卧在床，她却无法照顾，心里充满了愧疚与不安。“健康快车”来到呼伦贝尔市时，她得到了治疗，重新见到了光明，让她又可以尽一个妻子的责任。

　　同样，在呼伦贝尔市的裁缝其其格，6年前眼睛失明后就无法工作，在得到治疗后，又可以重新踩缝纫机，做衣服挣钱了。之前，她只能依靠低保收入度日。她高兴极了，40多岁的她，重见光明就意味着能自食其力地生活下去。

　　……

　　“健康快车”使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的例子不胜枚举，“健康快车”带给了他们光明，也带给他们新的信心与快乐。

　　2006年7月31日早上，放羊少年苏德门在火车医院做完手术。第二天，去掉纱布，拆了线，瞬间光芒涌入，他清晰地看到了父亲的脸、天空、大地与人群。第三天，他和父亲坐上了由呼伦贝尔市到西旗的汽车返回家中。一路上，他高兴地想：自己又能放羊了，羊儿跑到哪里，他也能撒开脚丫追赶到哪里，他又能做一个快乐的放羊娃了。

　　光明业绩来自各方支持

　　——访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马秀娟

　　采访-本刊记者 蒋晔

　　记者：建一列火车医院需要多少费用？

　　马秀娟：1200万人民币做车厢，配设备需要500多万人民币。

　　记者：那么多资金，“健康快车”是如何筹集到的？

　　马秀娟：建立健康快车基金会办公室，广泛实施募捐。

　　记者：具体发展状况如何？

　　马秀娟：1997年，香港成立了健康快车香港基金。鉴于“健康快车”在扶贫治盲方面做出的成绩，国家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扶贫项目，2002年底，国务院批准在大陆成立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目的是希望大陆的各界人士与老百姓，在有能力的情况下都能伸出援手，和香港同胞一起来筹集善款，支持“健康快车”。自此，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在大陆募捐。所以，是先有“健康快车”，后有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它与健康快车香港基金是姊妹基金，只是募集善款的地区不同。前者在大陆，后者在港澳台与海外。

　　记者：“健康快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你觉得“健康快车”能够取得如此好成绩的原因是什么？

　　马秀娟：好成绩的取得来自方方面面的支持与帮助。火车医院首先得到卫生部的支持与帮助，卫生部专门为“健康快车”在国际交流中心设立了一个健康快车运行办公室，选择火车的服务地点、组织病人、组织医生上车服务等所有涉及医疗方面的工作都是由卫生部门直接负责的；“健康快车”还得到各省市卫生部门的帮助；在火车服务地点的当地政府的支持非常重要，包括当地的民政、残联、铁道、公安与宣传等部门；火车医院上的医生、护士都是志愿者，都是主动申请上火车医院服务，包括厨师、维护修理设备的工程师，他们都放弃了大城市优越的生活而到火车医院艰苦的环境中生活；火车医院运作的费用全部是国有大型企业、民营企业与个人捐赠而来的善款，这些捐赠人非常了不起；还有很多年轻人，对健康快车办公室的工作给予了很多帮助，形成了一支志愿者队伍。

　　记者：目前，“健康快车”除了现有的工作，还有什么新的发展？

　　马秀娟：“健康快车”除了到各地去给白内障患者免费做手术外，已进入到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我们计划于2008年年底之前，在全国10个欠发达的省份建立10所眼科显微医院。火车医院的治疗面还是有限的，通过在欠发达地区培训眼科医生的方法可以治疗更多的白内障患者；在云南昆明与广西南宁的两个眼科显微医院已经建好；第三个医院将于今年8月在四川绵阳建立，9月会在青海西宁、12月将会在新疆的乌鲁木齐建成。建立这些眼科显微医院，培训当地医生的目的在于形成一个培训中心网络，与国内技术先进的医院、国际先进的大医院及时沟通，使国际先进的眼科技术能够及时在欠发达地区得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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