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何敢提18万赔偿要求？（图）

　　一农民工在施工时右腿多处粉碎性骨折，在索赔时他寻求法律帮助，律师根据《劳动法》规定帮他计算出赔偿数额

　　■文/首席记者张晓帆

　　■图/本报记者卢国忠

　　出事后，37岁的张明学开始庆幸自己没结婚，这样可以少一些负担。年初从湖北十堰市蒿坪村出来打工时，他对生活充满憧憬，以为可以赚到钱回家娶媳妇。父亲体弱多病，母亲腿有残疾，妹妹已经出嫁，父母养老就指望他了。但是在6月8日的下午，他的梦想破灭了。如今，躺在出租屋的火炕上，他常常想起村里的“残疾前辈”们。近些年来，村里除了老人孩子，年轻人几乎全都外出打工了。渐渐地，陆续有受了伤的人回来，缺胳膊断腿的，出门好好的，回来却成了“废人”。拿到的赔偿寥寥，有的甚至分文没得，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现在，我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里了。”昨日，在革镇堡一间出租屋里，已经70多天没有下地行走的张明学说，他只想多拿到些赔偿，好让以后的日子有点保障。

　　石块砸下顿时失去知觉

　　张明学跟着同乡一同出来，在大连后革附近一处工地修隧道，张明学做的是架子工。6月8日下午3时30分左右，工地放炮。炮响之后除渣，然后8名架子工上前打架子。“正忙活时，头顶的石头突然脱落了，其中一块砸在我腰上，把我砸倒后又砸中了我的右腿。”张明学瞬间失去知觉。

　　工地迅速将他送往

　　分包人支付了近12万元

　　张明学住院期间，工地方一直主动支付医疗费，并请了护工。手术费、输血费，加上生活费等，花费了近12万元。50天后，张明学出院，医生告诉他：“肯定会留后遗症，将来右腿会留下残疾。”其实张明学已经成了“跛子”。

　　受伤后，张明学先是在工地安排的小旅店里住了一段时间。8月22日，因为亲属与分包人就事故赔偿问题谈崩了，张明学无力再住旅店，只好以140元/月的价格租了间房子。

　　昨日，记者在出租屋里看到，小房间里只有一铺炕、一口锅，张明学的右腿打着钢板，缠着绷带。现在药停了，生活费也没有着落。“说实在的，我们老板挺不错，支付医疗费没打麻烦，就是最近两天才说不管了的。”张明学的妹夫于峰成了护工，关于索赔的事宜，也都是由他跑腿。

　　根据《劳动法》锁定18万赔偿

　　这些年来，记者曾多次采访过与张明学有类似经历的农民工。与其他人不同，张明学与于峰对于拿到赔偿还挺乐观，原因是他们心里有“底”。

　　初中毕业的于峰留在蒿坪村做点小买卖，张明学出事后，他从家乡赶来。为了赔偿问题，他来到甘井子区劳动局。“劳动仲裁说，要进行工伤鉴定，必须先认定张明学与施工单位的劳动关系。但是这家施工单位没在大连注册，劳动部门给出‘注册档案查不出，可以走法院程序’的建议。”于峰去了工商部门，果然没有查出施工方的注册地址，后来才听说可能在合肥。

　　于是于峰去了律师事务所，并结识了项昆伦律师。项律师按照《劳动法》规定，对他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分包人应赔偿二次手术费（取钢板）、伤残补助金、误工费、交通费、护理费、精神损害赔偿等共计18万元。

　　几轮协商仍没有结果

　　“律师算出这个数额后，我心里一下子亮了，但是又发起愁，老板能给这么多吗？”于峰心里没底。事实上，从8月初以来，于峰就赔偿问题与分包人林先生、谢先生进行了几轮协商。对方答应赔偿的数额从2万元涨到4万元，最后停止在5万元。“对方说2万元时，我抛出了18万元的数额，并说明是怎么算出来的。”于峰透露说，他们的心理承受额其实是8万元。

　　昨日，分包人之一谢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关于赔偿问题双方仍在调解中。他认为，于峰等人提出的数额太高。“以前如何处理，我们心里有底，不能超过这个标准。”

　　农民工

　　“22日下午，张明学的起诉状已经递交到法院了！”项昆伦律师一语定音：“我们提出18万元人身损害赔偿的要求是有法律依据的。”

　　因为辽宁见道律师事务所距离甘井子法院较近，许多农民工在咨询打官司事宜时，都会“拐进”他们所。“近几年来，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有很大进步。”项律师说，目前他手头有3起受伤农民工索赔案件，其中一名农民工脾摘除，一名大拇指被砸掉。“出事的共同原因是施工时，雇主没有采取足够的安全措施。”他指出，出事后，雇主多数支付一些医疗费为其治疗，过一段时间后就采取拖延战术，就赔偿数额展开拉锯战，想给个两万三万元的敷衍了事。一旦拖过了一年诉讼期，或者工程结束，家住农村的农民工想索赔都找不到人。“索赔18万元，这个数额许多农民工都不敢想，实际上完全有可能，我对打赢官司充满信心。”

　　“只要进入法律程序，雇主会感到威慑力。如果他们不支付赔偿，就可以申请强制执行。”项律师建议农民工：一是在打工时加强安全意识，防止发生事故；二是一旦出事，立刻找律师咨询，把握主动，明白如何维权；三是如果雇主流露出拖延的意思，赶紧求助法律，防止过了诉讼期。

　　图片说明：张明学躺在炕上，静待法律的裁决。